相对而言，在英国，作为左派知识分子的文化研究者比较崇尚经验主义和实证研究。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英国与美国文化具有同源性，因此，英国的文化反美主义并不典型。因为崇尚经验主义和实证研究，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盛行的20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并没有形成类似的总体性理论，但当时盛行的文学批评，却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建构了当时英国社会总体性景观的文学批评，成了后来英国文化研究这门学科的母体。剑桥大学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利维斯创办了《细察》杂志，同时联络了一大批英语专业和文学批评方面的人才，形成了主导英国文学批评四十年之久的《细察》集团和利维斯主义学派。
利维斯主义首先指一种方法论的取向。利维斯反对文学批评中的理论先行、阅读在后，给文学文本贴上各种“主义”标签的“哲学化”做法，典型的就是那些以马克思主义自居的带有明显经济决定论倾向的文学批评。他主张对文学文本进行近距离的细读、分析和感悟。这种细读既联系文本又超越文本，或者说，是以文本为跳板，基于道德标准对社会进行批评。因此，文学批评家们是带着高于一般人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关怀介入社会共同体生活中的。他们需要通过远离大众来保持独立，从而引导社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其次，利维斯主义的方法论取向也导致了一种理论取向的利维斯主义。利维斯追随阿诺德，赋予了“文明”与“文化”特殊的对立含义。文明指工业社会的总体形态，主要表现为商业化和大众消费主义。文化则是由精通文学、艺术、科学和哲学的少数人所掌握的，它以拥有“伟大传统”的英国文学及意在拯救社会的批判性语言为典范，理应规范文明的走向。但英国当时的现实却是，这些少数人被波涛汹涌的大众文明逼到了墙角，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大众文化将人们带到了一个标准化和平庸的娱乐世界中。面对现实，利维斯夫妇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带动少数人夺回逝去的权利。后来人们把利维斯主义的立场称为“文化精英主义”。
综上可见，20世纪发生的总体性社会变迁让法兰克福学派和利维斯主义都认识到了文化对于社会的关键作用，并将文化作为一个关键词来使用，而且，他们有着共同的精英主义情结，但这个共同之处并不能掩盖它们的差别，差别背后是更为深远的思想传统的差异。由于深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的迫害，法兰克福学派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动摇了他们原来信奉的启蒙观念的合法性，对人类命运的绝望情绪代替了对理性、自由的向往和对人的主体性的坚信。他们不但认为大众没有任何主体性可言，就连作为精英的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面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也是无能为力的，要么自身难保，要么被整个制度和体系收编或整合。与此不同，英国并未受到法西斯主义的重创，知识分子也未遭到大规模的清洗，因此，在他们看来，社会的前景并没那么暗淡。尽管有对未来的忧虑，但依然相信教育能改变这一切。利维斯主义者力图通过扩大高雅文化的弟子，并借助他们的力量来打击和抗衡大众文化。可见，在悲观情绪的背后，利维斯仍为意志主义和人的主体能动性留下了空间。可以说，利维斯主义是一种带有乐观主义悲剧意识的文化精英主义。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