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上述局面，在霍尔的主导下，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理论家们转向了对特定群体文化的研究，力图通过对各种形式的亚文化的研究来揭示不同群体中主体的存在状态。下面我们以他们对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为例来进行分析和论证。
当时英国理论界流行两种对青年亚文化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英国已经进入了没有明显阶级差别的消费社会，阶级标准已经被年龄差别等因素所取代，青年人成了社会的新主体，青年亚文化基于服装、音乐、集体行动等因素确立起了自己的特殊“风格”。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发展带来的道德败坏和风气的堕落典型地在青年亚文化中反映出来。基于对这两种观点的反驳，伯明翰学派的学者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他们坚持了阶级的立场，努力揭示隐藏在青年亚文化背后的阶级结构。在他们看来，青年并没有基于对阶级的超越而形成一种主导性的社会主体。工人阶级也没有消失，阶级差别和贫富分化依然严重。同时，他们也指出，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表达和解决母体文化中隐藏着的或没有解决的矛盾。由这种母体文化所产生的亚文化都可以视为基于这一中心主题的不同变种①。也就是说，亚文化的出现，实质上源于工人阶级母体文化内部的矛盾。
其次，他们认为青年亚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抵抗方式，它用引人注目的风格标志着资本主义共识的破灭和瓦解②。而这种抵抗经常体现为仪式化的，也就是说，他们表面上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是具有实质上的政治性。在伯明翰学派的学者看来，文化是社会集团“处理”他们的社会存在和物质存在的原材料的方法和形式。一个集团或阶级的文化是这一集团或阶级的特殊的和独特的“生活方式”、意义、价值和观念，所以现存的文化模式是一个历史的储存器。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他们试图打破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范式对立的明显意图。接着，他们结合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转向了揭示统治阶级的文化如何以“领导权”的形式传递和再生产的机制。在领导权理论中，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斗争成了一个不能从根本上保证的概念。最终，从属阶级在自己的能动性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各种亚文化和反主流文化，并通过这些文化形式来反抗统治阶级，进而建立一种新的领导权。
总体来看，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由生产性社会过渡到消费性社会，社会的政治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突出的表现是阶级问题不再成为社会的中心问题。也就是说，大众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呈现出了不同的姿态。在生产性社会里，大众主要体现为与统治阶级相对立的工人阶级；在消费性社会里，社会各阶级已经在消费的层面被拉平，社会的阶级划分代之以与社会主流人群相区别的社会团体的集合，比如青少年团体、被殖民者团体和女性团体等。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大众在当代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呈现出了极为复杂的团体存在状态，并就这一状态做出了分析，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他们基本的立场和观点是，这些团体从实质上来说都属于大众这个大的社会群体，其共同特点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群体，即资产者相分离，处于非主流的边缘地位。他们的意识也是一种边缘性的意识。边缘性群体的思想、观念、情感、价值观不是通过阅读经典书籍形成的，而是来自于社会生活和社会经历中的经验与感受。对此威廉斯有过说明，他指出，学问高深的观察者总是情不自禁地做出这样的假定：阅读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起极大的作用，就像阅读在他本人的生活中起了极大的作用那样。而这样的推论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正是边缘性群体更复杂的社会生活与家庭生活的模式，共同塑造了他们自身的观念和感受。
(三)多元化的异质主体
20世纪70年代后期，受政治领域新变化、新时代氛围的影响，加上霍尔对新政治学和方法的强调，更重要的是，历史学领域和文化研究领域女权主义的出现和战后移民造成的民族和种族问题频发，女性和黑人的问题凸显了出来，他们也随之成了理论所聚焦的新时代的社会主体。这种变化推动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者们再次转变了自身的研究对象，即从工人阶级文化、亚文化转向了以性别和种族为代表的多元文化。虽然他们依然坚持以政治和社会斗争为基础来文化生活，却开始对阶级立场与各种文化形式之间的联系提出了质疑，开始转向研究语言对主体性和文化特征的影响。
当然，这种脱离阶级立场的文化研究一定会遭遇危机，而且，历史的发展很快证明了这一点。伯明翰理论家们关于女权主义、民族和种族特征的文化研究招致了诸多学者的质疑和批评。我们以哈泽尔·卡比在种族研究方面对白人女权主义的批判为例进行一下分析。在她看来，白人女权主义的研究最致命的缺陷在于它带有边缘化和压制黑人女性历史经验的明显倾向。另外，白人女权主义者将家庭视为女性受压迫的主要场所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也显然忽略了黑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状况。卡比指出，由于种族歧视对家庭的影响，黑人的女性地位比白人女性显得更加复杂。总之，在卡比看来，对于黑人女权主义者来说，直接的问题是白人女权主义者的研究框架能否被直接用来分析她们的被压迫和斗争的女性历史①。她认为只有从抽象走向具体，即拒绝普遍的性别分析范畴，黑人女性才能恢复她们自己的立足于女性主义立场强调妇女作用的历史。不难看出，在卡比的视域中，社会和文化经验表征并体现了阶级、种族和性别之间的复杂矛盾。正是基于此，她在多元文化条件下阐述了复杂的、非本质的社会和文化身份概念。总体来看，卡比的种族研究将文化研究推向了下一个新的阶段，即回归阶级立场的阶段，着力揭示并展现被压迫主体作为阶级主体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