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汤普森对新生文化的定性也充分挖掘了人民的创造性。如果说遗存文化是劳工群体的立足点，那么新生文化则会赋予他们更大的力量。尽管这些新生文化主要是代表统治阶级和上层社会利益的，但遭受新事物打击后的劳工群体开始学会了利用它们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与统治阶级展开“整体生活方式”上的领导权斗争，最终推动历史朝着多数人的利益前进。
显然，汤普森看待历史片段用的是一种过程性的视角。从历史结果看，工人阶级的形成这一事件并不意味着一次凯旋，而是一场从头到尾的“灾变”。但“灾变”还不足以概括全部，通过汤普森对“整体生活方式”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工人阶级从无到有这个过程的一些变化：劳工群体从依赖顺从自己的家长走向对立和抗争；劳工们从互相争夺有限的工作岗位走向阶级的联合与合作；从“暴民”向更有组织性、纪律性的合法群体发展；从一群迷信、相信宿命论的人变成一个相信科学、重视教育、积极介入社会的阶级。因此，工人阶级形成史的主体不是精英分子，而是一个集体主体。这背后隐含的是“活生生的人”的人性假设。这种假设把人放入“选择性传统”之中，随着人在传统中的成长，他的选择能力在增强，他的意识变得更加主动，于是他通过对传统的再选择来实现自我，同时也通过自我实现来更新传统，为后来人的选择提供了基本的物质环境和精神动力。作为后来人，我们也是在“选择性传统”的历史长河里与我们的前辈们相互呼应的。
另外，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汤普森试图把英国的人民抵抗传统和浪漫主义的理论联系起来。他写道：“对于所有人都应该清楚的是，在我们的政治工作中，为道德原则而进行有意识的斗争是我们与人民的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部分。英国人民并不理解也不愿意信任没有道德语言的怪物……我们仍然必须阅读莎士比亚，就像读马克思一样。”①所以，汤普森坚持认为，莫里斯对人类道德本性进化的历史性理解，很好地补充了马克思的经济和历史分析。所以，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关注莫里斯思想的重大意义，即生产关系既创造道德价值，而且它们自身也有道德维度，因为在生产关系中，人与人之间存在压迫或合作的关系。在汤普森看来，经济关系同时也是道德关系。汤普森还把这种新的文化研究路径与历史学家小组的共产主义传统融合在一起，主张文化研究必须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概念相结合，提出“文化是整体的斗争方式”。这种描述将总体性概念与阶级斗争理论合并在一起，认为阶级斗争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类道德的历史。对阶级斗争道德维度的关注，也使得新左派强调意识、经验、观念和文化的做法具有了某种合法性。
(二)工人阶级主体的多元化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转向了对亚文化的研究。这种转移与60年代末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背景密切相关。
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后，资本主义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霍尔将其概括为以下几点：首先，公有制企业的增长使得私有财产的本质发生了改革。它更加关注共同财产、公司利益的最大化和个人责任；其次，随着战后经济的繁荣，工资、资本主义的剥削程度发生了改变，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都有明显提高。这种改变引发了针对大公司和工资分配的不同情感反应；最后，通过普遍采用高新技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过程进一步实现了机械化和自动化，这些都使得工人阶级在某种程度上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在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马克思提到的那些决定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因素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面对新的生活状况，工人阶级产生了一种心理的迷惑——“无阶级感”。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