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解决如何评价英国工人阶级形成这一历史事件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了更好地理解汤普森的立场和观点，我们可以透过他对两种典型观点的反驳来展开论述。面对工人阶级形成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当时有两种主流的评价：一是同情论者的“灾变论”。同情者是这一事件的见证者和工人阶级的同路人。他们通过实地调查和感同身受，看到了社会因工业主义的崛起而发生的巨大变化及其对劳苦大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惨烈剥夺。他们诅咒弱肉强食的自由资本主义，对劳苦大众深表同情。二是旁观派的“进步论”。旁观派超越亲历派的经验主义视野，他们基于掌握的大量统计资料，以后来者的眼光对“工人阶级形成”这一事件进行了价值中立的评估。通过对工资收入等各项数据指标的实证研究，他们发现，工人阶级总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因此在他们看来，工人阶级非但不是悲惨的受害者，反而是工业革命的受益者。同为历史的旁观者，汤普森对这个问题则显得非常审慎。他认为，乐观派的研究有其优势，因为考察整体生活水平已经涉及总体性，但是，这种整体分析却是建立在抽象的数字基础上的，属于量化研究，而这种量化研究无法从根本上转化为质，如幸福感、自由感、满意度等。可见，乐观派依赖的是一个“平均人”的假设，即他们通过后来人的视角将历史中的英国工人阶级“数字化”了。况且，他们以“价值中立”的姿态把价值问题弃之不顾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背后隐含着资产阶级的同谋。而悲观派正是从价值层面进入这段历史的，他们与受迫害的工人阶级共享着同质的价值观，以他们的苦为苦。在汤普森看来，悲观派由于取样的局限，他们的观点在当代语境下显得不合时宜。乐观派所持的进步论虽然在价值上是独断的，但在历史发展观上确实占据优势的。用威廉斯的话来讲，历史是一个“选择性传统”,它依赖于“整体生活方式”中人们对各元素的不断拆解和重组，即使有质变，也是建立在量变基础上的。从文化主义的角度看，工人阶级形成这一事件既没有乐观派想的那么美好，也没有悲观派所看到的那么糟糕。要给这段历史一个客观的评价，必须抛弃悲观派的典型化方法，而采用他们的“活生生的男人和女人”的模式，抛弃乐观派的“平均人”假设，而采用他们整体的观察视角。一句话，这需要还原历史，将工人阶级还原为“跨时代”的人，将工人阶级这个单数概念还原为一个复数概念：各种劳工群体或劳工共同体。①
汤普森在批判悲观派和乐观派的过程中，已经把矛头对准了一种潜在的“经济决定论”,因为悲观派和乐观派的立论依据主要是在经济，或者说是物质生活上。从文化主义的角度看，大众、人民，或者底层劳工绝不是一些超时空的抽象概念，而是历史的。他们确实是被迫进入一个新传统中去的，然后在经济上被剥夺的一无所有，但是他们也是带着自己的旧传统进入的，而这是他们能够发挥主体能动性，反抗新传统的唯一可依赖的东西。这些传统首先是最贴近他们生活的道德经济传统、准政治传统和非国教传统。这三者构成了他们的“遗存文化”。
从“进步主义”的观点看，遗存文化整体上是一种“落后的”封建经济文化体系。但从“选择性传统”,即从人民对遗存文化的再创造角度看，遗存文化的解体只是意味着它作为一个总体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它的很多元素却被保留了下来，对工业社会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也就是说当我们用放大镜观看历史的细节时，一个人民创造的世界将会呈现出来，因此，汤普森在微观政治学的意义上重新论证了群众史观的正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