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情感结构在文化和社会之间起中介作用。情感结构既是文学的，也是文化的，同时还具备时代性，因此，它具备了取代“经济”而成为社会历史现象的分析工具的可能。威廉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元模式运用于大众文化的研究存在诸多弊病，因此必须寻求一个新工具。情感结构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对于观察社会来说，是一个双向的工具：一方面，它是经验与情感的总结和归纳；另一方面，它又通过成为每个时代的无意识，影响着人们的言行举止，规约着文学和艺术的表达。
最后，情感结构是社会总体性的表达。一方面，它是内容总体性和方法总体性的有机统一。在威廉斯那里，情感结构是一个没有确切定义的范式，更像是一个分析文化与社会、个人与社会、文学与社会的工具或纽带。另一方面，情感结构指向集体性主体的意识。它不同于索绪尔语言学基础上的结构主义的结构范畴，表明的是在文化与社会关系中主体视角的存在，至于主体是个人、集体还是超个人，则依赖于具体的语境。
另外，针对当时英国社会流行的工人阶级正在逐渐中产阶级化的观点，威廉斯也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在他看来，工人阶级文化的优势主要在于它的政治性，即源于家庭和社会的基础关系扩展的劳工运动的集体的和民主的体制，工人阶级这种价值观的进一步扩张将产生真正的民主。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威廉斯指出，尽管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穿着、语言或休闲方式上的一些外在差别正在逐渐消失，但根本差别依然存在，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关于社会和社会关系的观念方面，而这些观念来自于阶级通过它所在的组织和制度而创造的整体生活方式中。具体来说就是，工人阶级看重的是集体的观念、机构、方式、思想习惯和意象，而资产阶级看重的是个人的观念、机构、方式、思想习惯和意象。因此，在威廉斯看来，不能将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理解为他们已经或正在变成“资产阶级”,这仅仅体现了个人物品使用方式的变化。他指出，仅仅从经济状况出发进行阶级区别的方式完全是外在的和机械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与贫民窟、铜币、帽子和廉价的衬衣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这些只是工人阶级生活的外部特征。作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文化是不能还原为上述那些人工制品的，生活方式是基于特殊的人类目的而使用的资源。在更广泛的领域中，使用资源的目的是必须而且能够做出重要区分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非常明显的区别在于本质观念的不同和社会目的的不同，进而是人类关系的不同形式，这些区别在我们这个时代依旧是最重要的文化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