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斯重解了“大众”这一概念，淡化甚至消解了精英与大众在主体层面的对立。他指出，对“大众”“大众文化”的偏见，实际上是英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文化精英主义和英雄情结的反映，它表明了英国社会浓厚的怀旧情绪，以及对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关系和人文精神变革的焦虑和批判。也就是说，人们在回应谁是“大众”这一问题时，实际上具有意识形态倾向，并非客观描述。于是他通过思想史的方法，对“大众”概念进行了历史语境的还原，即将其定位为社会意义上的“大众”。他深刻地指出：“大众通常是他者，是我们不知道的人们，也是我们不能知道的人们……而对于他人来说，我们同样也是大众。”①在威廉斯看来，世界上根本没有大众，只有将人们视为大众的方式。城市工业社会为这样一种观察方式提供了巨大的支撑，正是基于某种政治剥削或文化剥削的目的，这样一种观察方式才得以确立起来。至此，通过被赋予一种价值关系，大众被定义成了一种具有一定社会关系、政治立场和利益关系的群体。它不再体现为是一个固定的实体。通过威廉斯的解释，“大众”不再是一个被设计的他者与客体，而是工业化社会带来的一种自然组合，而且它也是具有主体性和能动性的。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而形成》中认为工人阶级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而是具有一定社会关系、政治立场和利益关系的群体，阶级意识的诞生是工人阶级形成的标志。与汤普森一样，威廉斯也把大众视为一种具有主体性和能动性的价值存在和社会存在，大众及其文化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是工人阶级及其文化的代名词，是人类文化历史上的重大变化。
大众文化具有不同于传统的精英文化的特点和生产方式，这有力地佐证了“文化活动是物质生产形式”的论断。大众文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存在，符合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它基本上是以现代印刷技术和电子技术等媒介为承载而传播的，其物质性是显而易见的。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把文学和文化看成是社会性的、物质性的和生产性的，突破了英国本土传统的利维斯式的文化理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延展和丰富。这种独特的理论风格集中体现在他的“情感结构”范畴中。这一范畴是威廉斯分析文学的文化性质、社会性质的主要工具。“情感结构”这一概念由来已久，并非威廉斯的独创，但威廉斯却赋予了它新的内涵，使其突破了经验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狭隘界限，成了一个文学政治学的范畴，即成了一个充分彰显人的主体性的哲学范畴。
首先，情感结构是一种与“世界观”或“意识形态”相区别的概念。威廉斯认为，人类对社会形态和社会意识的概括往往趋于简单化。这种简单的概括即便已经把所有经过清晰表述的，并且由各种制度和体制支撑的思想加在一起，也难以涵盖社会意识的全部，因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一些体验和感受，特别是那些正在形成中的体验和感受，往往很难得到清晰的鉴定、分类和理性化表述。这些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和史学领域得不到系统总结的，处于变动中的社会意识或社会体验，却能在“文化是日常的”的小说传统中展现出来。
其次，情感结构是个人情感上升为总体文化的通道。个人体验和社会经验可以细化为某种生活样式，而生活样式本身具有物质性，这正是文化的根本属性。因此，依靠文本中寻找到的情感结构，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可以去“发现”甚至“建构”一种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