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基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立场，突破了本国占主导地位的保守主义者的精英主义文化观。众所周知，英国的精英主义文化传统强调文化是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言论，否定逐渐兴起的大众文化，以保守的方式来反抗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本国传统的精英主义文化观的基础上，力图把大众文化，特别是工人阶级文化引入文化的内涵中来。于是，他们走出文献，回归生活世界，拓展文化的内涵，将其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经验联系起来。但在实践层面上，他们却继承了精英主义文化传统对文化社会功能的强调。他们将大众文化视为当代资本主义具有政治抵抗潜能的新兴文化，并深刻阐释其与高雅文化、商业文化乃至资本主义社会对抗的方式和途径。他们的研究和探讨实现了文化研究与普通大众实践活动的关联，从而克服了法兰克福学派以及传统文化研究漠视，甚至否定民众主体能动性的弊端，全面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能动主体的存在状态。
在英国文化批判思想的发展过程中，随着政治、社会形势以及理论背景的变化，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将研究对象先后聚焦于文化的不同表现形式，即工人阶级文化、亚文化和多元文化。这种研究对象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们对主体的存在状态的反思。
(一)工人阶级主体的整体性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主体能动存在状态的揭示和论证首先是从确立工人阶级合法的文化主体地位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平稳发展促使英国社会在政治、文化和人民思想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休闲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一些人提出传统工人阶级这一社会主义的主体的批判意识已经消失了，同时，保守主义也对由美国传入的大众文化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和批判。在这种背景下，以霍加特和威廉斯为代表的一些来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开始站在工人阶级的角度重构一种文化理论，即一种承认工人阶级文化合法性的理论，最终的目的是确立起工人阶级在文化中的合法主体地位。
霍加特对保守主义者将工人阶级看成是静态的，认为他们对变化的世界无动于衷的观点提出了反驳。他认为工人阶级生活方式的连续性和变化只有通过比较分析才能理解。于是在那部具有传记色彩的《文化的用途》中，霍加特根据自己童年时代的经验，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带有利维斯所说的“有机社会”色彩的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文化。在那里，大众娱乐以及邻里和家庭关系的社会实践之间的联系构成了一种复杂的整体，其中公共价值和个人的生活实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真正的工人阶级自己的文化。批判家们是由于自己的阶级偏见才将其误认为大众文化的。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霍加特虽然基于自己的经验积极捍卫工人阶级文化的合法性，但他衡量工人阶级文化的标准仍然来自精英主义，因此，他对工人阶级文化的辩护并没有为工人阶级文化找到自己的真正的立足点。另外，霍加特甚至不加区分地将当时流行的大众文化视为一种内在的假文化。总体来看，霍加特对工人阶级文化主体地位的确认只是初步的，真正系统的工作是由威廉斯来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