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将青少年亚文化基于“拼贴”或“符号游击战”形成的对主流文化的抵抗称之为“在后革命时期对一种前革命时期的社会、政治和组织问题的文化反应”①,威利斯也称这种对抗行为是对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的政治抵抗。但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并不像费斯克那样极为乐观地看待这种抵抗，甚至认为青少年文化无论在风格上，还是在所表达的意识方面都对主流文化有所妥协，所以抵抗并不是青少年亚文化风格的全部内容。这种妥协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青少年亚文化的抵抗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从而使其抵抗比较盲目，也难以产生持续对抗的动力；二是青少年亚文化缺乏彻底创新性的风格，因为它对工业化产品的挪用和拼贴并没有超越赋予这些物品意义的原有系统，这也导致它的表达形式很容易被整合到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中去。这种整合既可以通过把亚文化符号转化成大众生产对象的商品形式来实现，也可以通过由统治集团对异常行为进行命名并加以重新确定，即通过意识形态的整合过程来进行。
第二，被殖民者文化的抵抗。在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中，霍尔对此着墨最多，这与他的被殖民文化背景有很大关系。作为加勒比海岛上的牙买加人与白人的混血儿童身份，霍尔从小就对被殖民文化有着深切的体验。他用三种“在场”关系来揭示加勒比人文化身份的重新定位，三种“在场”指的是非洲的在场、欧洲的在场和美洲的在场。就作为本土文化的非洲文化来说，它是被压抑的文化，而且由于奴隶制的历史，它好像已失去了声音，但事实上它无所不在。它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习惯中，存在于宗教实践和信仰中，也存在于艺术、音乐等精神生活中。因此，非洲仍然是加勒比海文化中未被言说的“在场”,即“移民社群里活生生的”非洲文化。当然，这种文化的深刻发现只能借助于对后殖民革命的民众生活的影响，即民权斗争的途径才能获得。重建的“牙买加性”隐喻、形象和能指为被殖民者回归本土文化创造了条件。同时，欧洲的文化领导权为这种回归设置了障碍，并引进了权力问题。这种领导权把黑人的主体地位置于其主导再现的领域之内：殖民话语、探险文学、异国传奇等。人们往往把欧洲在场视为一种外来文化的侵略，把这种权力看作完全外在于非洲的外来力量，进而认为它的影响是可以排除的。霍尔对这种观念予以驳斥，他提醒到，欧洲的权力已成为我们自身身份的构成性要素。从他者那里射来的目光将我们固定在了敌意、暴力和侵略中，也固定在了矛盾的欲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