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关于大众文化存在独立性的论证也体现在他们致力于为大众文化“寻找文化身份”上。大众文化并不局限于对这高雅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巴赫金式的、社会意识层面的对抗，它还要通过这种抵抗进一步确定自身在整个社会中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地位。也就是说，伯明翰学派的学者们在把大众文化确立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式的同时，还致力于打破现代主义对社会文化领域的分割，进一步为大众文化争取与现代主义的主导文化平等的地位。于是，他们纷纷将研究的视角转向与成人文化、殖民者文化、父权文化等主流文化相对的大众文化的各种具体形式，如青少年文化、被殖民者文化，以及女权主义文化，为它们争取文化地位和文化权利，霍尔称之为“寻找文化身份”。
霍尔以寻找“真我”来隐喻边缘文化对自我恰当文化身份的追寻。虽然我们经常以“自己”的名义来讲述自身和自身的经验，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讲述的人与讲述的主体并不是一回事，两者的立场不同，这里就存在一个身份的问题。与此类似，关于“文化身份”有两者思维方式：一是将“文化身份”界定为一种共有文化。基于这种思维方式，一个人的文化身份是基于我们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来标示的。无论实际历史的发展过程多么变幻莫测，这种经验和符码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稳定不变的、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二是深入地考察由于历史的介入所造成的“文化身份”的流动性和可变性。如霍尔指出，我们应该将身份视为一种永远不会完结的生产过程。可见，在这种思维方式中，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身份决不会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沦陷在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纠缠之中。从文化身份的历史性、过程性可以推论出，虽然文化身份是对文化的社会定义和评价，但它也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和传统，因此它总是植根于文化内部，而不是它在外部构成上再现。霍尔的“文化身份”理论开启了伯明翰学派从寻找文化身份的角度对青少年亚文化、被殖民者文化以及女性主义文化的研究，同时也是对现代主义既成意义框架的反叛。
第一，青少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有妥协的抵抗。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中的许多理论家的研究都涉及青少年亚文化问题，如保罗·威利斯的《学会劳动》《世俗文化》,斯图亚特·霍尔的《仪式化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少年亚文化》,迪克·赫伯狄格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等。在他们看来，青少年亚文化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英国工人阶级的青少年为典型。这些青少年通过种种离经叛道乃至极为夸张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来张扬自己的个性和文化，从而构成了对主流文化的“仪式化抵抗”。
英国青少年亚文化的抵抗从形式和风格来看，总体是通过费斯克的“符号游击战”来实现的，不过迪克·赫伯狄格等人将“符号游击战”更具体地解释为“拼贴”行为，即打破日常符号系统的规则，将不同物品不合常规地放在一起。拼贴通过调整意识形态的表意系统，进而挑战权威符码和社会制度。迪克·赫伯狄格认为，青少年亚文化的这种拼贴的抵抗形式与风格受美国文化的影响很大。美国的大众文化传到欧洲，展示出一种“神话式的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广告形象和音乐等为英国的青少年提供了一整套象征符号，它们可以按照无限多的组合方式组合与再组合成不同的集合，每一次组合后的意义都被改变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以拼贴和重组为主要特征的美国文化展示出了比欧洲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更平民化、更民主的观念和形象，所以很容易为叛逆期的青少年所接受和模仿，从而使得欧洲青少年的亚文化抵抗亦呈现出一种拼贴的形式和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