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关于大众文化存在独立性的论证，是通过揭示其抵抗高雅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内在潜能展开的。他们认为，无论高雅文化与商业文化采取何种手段和方法，民众的创造力与想象力都不可能被完全被扼杀，他们总能运用自己的智慧从这两种文化的夹缝中找到发挥自身创造力的空间，进而创造出自己的文化，来对抗高雅文化和商业文化的统治。霍加特、威廉斯以及霍尔等人，或是主张通过建立整体的工人阶级文化来对抗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文化，或是致力于冷静地分析大众文化抵抗的可能性与限度。
在这方面，费斯克接受了德塞都的观点，显得最为乐观。德塞都认为，民众可以利用抑制性的空间与语言秩序，或者说创造性地灵活使用文化工业提供的产品，来实施自己的对抗，他们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巧妙地编织进强加于他们的权力系统中。这种系统虽无法选择，但民众使用系统的方式却是可以选择的。当文化工业提供的文化产品被民众赋予自身的情感、意识和经验时，这些产品就变成了承载民众日常生活意义的通俗文化，成了对抗商业文化的武器。费斯克基本接受了德塞都的观点，并借助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对德塞都的思想进行了符号学角度的解释。巴特区分了两种文本，即“阅读性”和“创造性”文本，在他看来，只有后者才是真正的文本，可以不断地被阅读、不断地被创造，不断产生新的意义。创造性文本不是作者的创造，而是一种“互文性”的结果，如文学作品是由读者对文本的阅读产生出来的。当然，巴特所谓的阅读不是一般的阅读，而是“评注”。“评注”就是先分割文本，然后再将其组装到一起，但组装的结果是发现作品的新意义，形成一个创造性文本。费斯克用巴特的逻辑解释民众与高雅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关系，认为民众对这两种文化的解读就是“评注”式的。他们将承载高雅文化或商业文化的符号系统视为一种可创造的文本，而不是局限于这两种文化本身对能指和所指之间关系的解释。他们把这两种文化符号系统的各个部分分割开来，再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组装到一起，进而为两种文化的物质载体赋予新的含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费斯克将大众文化称为“符号游击战”。所谓“符号游击战”就是民众根据自己的意愿、观念对高雅文化和商业文化进行重新解读、剪接和拼贴，将它们的材料组装成自己的通俗文化，已形成对高雅文化和商业文化的抵抗。通俗文化内在的抵抗功能使它对社会生活的介入和参与，本身就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保罗·威利斯则将这种解释进一步理论化，尝试建立一种既能解释高雅文化，又能解释大众文化的所谓“根基美学”。他认为，当民众用自己的意识、情感来解释高雅文化的符号系统时，二者产生的社会效果是一样的，或者说，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被拉平了。根基美学就是普通人对世界进行文化解释所经历的过程，也是一种方式，借助这种方式，人们能够使所接触的自然和社会更加人性化，更易为他们所控制①。根基美学能够促生共同文化，在一定意义上说，它就是通俗文化的美学。
民众通过对高雅文化、商业文化进行大规模的、自由的创造性解释来创造大众文化的活动，被费斯克称为巴赫金式的“狂欢”。它具有无等级性、宣泄性、颠覆性和民众性的特征，这些特征很好地概括了民众对高雅文化和商业文化的抵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