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斯提倡一种动态的、开放式的共同文化观点。他认为共同文化是人民大众创造的，也应该由人民大众共同享有。同时，他还倡导把普通民众与高雅文化传统中的要素结合起来，认为二者存在的并不是完全的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的价值尺度。威廉斯对共同文化的讨论克服了绝对主义，而走向了一种敞开式的文化观。他不仅认同文化是共同享有的，更强调文化是通过集体实践不断再创造、再界定的。而且，这一过程是全民参与平等塑造的过程，是一个充分民主的过程。伊格尔顿对这样一个敞开式的共同文化观是赞同的，他评价威廉斯的共同文化不是一种有机论者的怀旧，因为它包含了政治性的转型，更因为它的含义是革命性的。另外，它也为讨论多元主义和共产主义提倡的将一种混杂性的问题化作一种身份或认同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同时，伊格尔顿也指出，“共同文化”不是一个本质主义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共同文化观。伊格尔顿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指出：威廉斯作为激进社会主义者的代言人，反对把别人现成的、既定的价值和信念拿来进行被动的实践；威廉斯的目标是全力支持所有成员都最充分地共同参与文化形式的创造，让全民族在集体实践中不断地丰富整个人类生活方式对共同参与文化形式的创造，并让全民族在集体实践中不断地丰富整个人类生活方式的意义。作为一个总结，他说，真正的共同文化从来不是封闭的和已然的，我们也很难对其进行本质主义的界定和描述，它只能是由全民共同参与建构的概念。
当然，这一模式也遭遇了诸多挑战。其中最大的质疑声音是，“共同文化”或是“全体参与”如何拆除阶级或利益的障碍。正如布克曼博士所分析的那样，威廉斯对共同文化的渴望值得赞扬，但问题是，这种渴望越强烈，现实社会中利益和权力的真实分配情况就越令人心惊。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尝试建立共同文化，就像建立公有制与合作社一样，必然只能满足于碎片式的成功。
(三)立足现实批判基础上的超越
20世纪70年代，随着撒切尔主义的强势推行，各种亚政治的新社会运动逐渐取代新左派，成为左派抗争的主要形式，两代新左派由此发生了激烈的理论冲突，理论也就此进入一个多元分化发展的新阶段。面对这一现状，英国新左派将关注和讨论的重点放在了对现实的批判与超越上，并聚焦在社会主义主体意识的重构这一问题上。他们尝试对主体意识进行道德、政治以及文化等多种维度的重构，而在这诸多的理论努力中，伯明翰学派基于大众文化的合法性论证，是最具代表性的。
参与和介入社会日常生活，是大众文化最重要的性质和功能，但是这一性质和功能只是从理论上表明大众文化具有参与和介入社会生活的潜质和可能，在现实社会中，大众文化是如何介入社会的呢?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重要特色和贡献，就在于它揭示了大众文化是以政治抵抗的方式介入社会生活的，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这种真正抵抗的具体途径。
法兰克福学派完全在压制主体意识这一否定的意义上来理解大众文化，否定了其存在的合法性。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则反其道而行之，尝试通过论证大众文化存在的合法性，来揭示重构主体意识的可能，而这种合法性的论证首先是从论证大众文化的独立性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