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在20世纪的主要文化贡献是民主集中制，它构成并实现了一种普遍社会利益。事实上，自由化的中产阶级也建立了在其内部能发挥民主功能的制度，但这些机构从根本上有一种特性，即它们最终是排外的，不能将自己覆盖到全社会。当然，许多工人阶级组织一开始也是产生于某种类似类型的利益组织，但这些组织的特点是进一步联合，不仅和其他类似组织联合，而且更关键的是它们覆盖，或者试图囊括全社会的利益。工人运动作为一个整体的成长就是很好的例证。这就是工人阶级文化的特征，它所选择强调的重点是扩展关系。基本的感情和忠诚，首先是针对家庭的，然后延伸到邻里，直至扩大到整个社会关系中。由此，一种集中民主社会的观念立刻在直接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它作为一种观念对其他希望支持它的人来说是可达到的，工人阶级没有垄断这些美德，特别是对家庭的忠诚。但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观念——自由人享有同等机会的社会——不仅本身是紧张的原因，而且导致公开地或秘密地尝试限制这些机会；同时，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观念还是造成直接紧张的一个原因，因为在这种观念下，家庭价值不能扩展到整个社会中——个人为他的家庭而工作，从而与其他这样做的人相互竞争。我们这个时代许多真正的缺陷和幻灭都来自善意之人中实际的紧张关系。所以，我们要牢记一点，即思想和表达的现实自由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共同的需要，而不是自然权利。威廉斯还提醒人们，与党团斗争时，一定要记住，只有把工人阶级的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的条件，社会才有进行价值转变的机会。没有要去夺得的大众，只有可以加入的主流。
在威廉斯看来，要真正践行“为民主而奋斗”的原则，首要的一点就要承认生命的平等，否则“民主”就毫无价值。同时，也要尊重人的个性及其变化使真正的共同政府得以建立。共同文化的理想能够很好地消除社会的区分和不平等，有助于建立一种之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实现有效交流的共同体。可见，威廉斯的共同文化观念与他的政治理想是一致的。“创造一个社会，其价值既是共同创造的，又是被人们共同批评的。在此社会中，有关阶级的讨论可以用共同的平等成员关系来代替，这就是共同文化的观念，在发达社会里，它日益成为小规模的革命。”①由此可见，威廉斯的共同文化观念和一种激进的社会主义规划，以及一种社会主义主体的重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倡导一种主体的共同伦理责任，强调人们在社会生活所有层面的充分的民主的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