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斯认为，工人阶级无法避免的运动是迈向更加紧密联系的共同体，唯一的危险就是试图在现存的阶级标准上定义这种共同体的规范，而不是去清理渠道，并允许为相同的生活方式做出贡献②。所以，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做的不是提前定义文化，而是清理渠道，那么取代公式猜测行为的，就是人类精神对在具体、富裕和多样化中不断展开的生活完全加以回应的机会。
1.用“与邻为善”取代“团结”
面对英国社会生活的巨大转变，特别是消费品总量的增长给工人阶级各方面带来的巨大变化，威廉斯坚定地认为：“工人阶级决不会通过拥有新产品而成为资产阶级，就像资产阶级也决不会由于拥有物的种类发生了变化就不再是资产阶级一样。”③因为在他看来，文化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决不会简化成人工品。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最关键的差异在于两者的社会观念不同：资产阶级把社会看作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奋斗和竞争而努力实现自我的舞台；工人阶级则把社会视为一个联合的实体。这是威廉斯关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生活态度的经典概括。
在威廉斯看来，“团结”观念一方面是社会潜在的真正基础，另一方面也是个人利益在共同体中实现的基础。但是，“团结”原则只是理想社会中的一种型构原则，即它只有在充分民主的社会中才能够以自己真实的面貌发挥积极作用。受到诸多因素制约和限制的现代社会，“团结”更多时候是作为一种保守甚至消极的力量在发挥作用的。比如，发生于工作场所、家庭和旧的社区的工人阶级团结观念，它曾经使工人阶级的男男女女们承受住工业化时期的恐惧，或许现在，对于许多人来说，它是严酷的和压迫性的。但由于它的强大，它仍然是一种“阶级”生活。由于旧的工人阶级社区非常坚固，它们必然常常对其他社区、其他民族或种族群体，对其他“怪人”和“不合群的人”具有排斥性，或者挑衅性。这不是一个蕴含价值判断的褒贬问题，而是一个经济和社会体系的问题。在这个体系内，工业无产阶级以及它的价值观和态度才得以发展并成熟起来。再如，现代社会中，技术的专门化使个人独立性增强了，但仅靠个人力量无法有效地参与社会文化，因此，它需要人们承认高于技术的更广大的共同体，这是个人意识深处的必然需求。也就是说，对任何人来说，充分的参与整个文化是不可能的，个体只能选择其中的某一部分，但这种选择总存在诸多差别与不平衡，因此，需要人们之间的相互负责和相互调整，以保障个体现实选择的不平衡与一个有效文化共同体的和谐共存。这就需要一个比单纯的“团结”更有效的原则。一味地强调抽象而僵化的团结，不仅会延误甚至阻碍人们采取正确而有效的行动，甚至还会削弱乃至窒息个体意识的发展。所以，在这种共同的忠诚中，必须要容纳异议和变化。
威廉斯总结说，源于对工业主义入侵防御对策的团结，本身在现代社会中并不能完全适合于一个更为全面的共同体观念。因为“作为感觉，它明显处于僵化状态，而这种僵化在变革时代是危险的。共同行动的要求通常是正确的，但共同理解并不充分的危险总是存在，而它的实施将会阻碍或延迟正确的行动，这一危险也同样存在”①。这并非一个简单的否定性警告，而是一种肯定性强调的来源，因为实际地创造未知的未来，常常是一次探险。在这点上，我们最终回到对自己和每一个人“活生生的经验”的敬畏上来，在形塑和探险过程中，我们努力达到“共同理解”,达到“共同文化”。威廉斯替换了既有的“主导”文化思想，无论好坏还是中立，这都不是为了回应，而是为了接受，即通过一种接受了“人类事务的必然的复杂性和困难”的文化观念，实现接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