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后期，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整合了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研究范式，开始专注于社会关系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专注于社会划分被赋予意义的方式。文化被理解为一种将阶级、性别、种族和其他方面的不平等自然化的表述，或者说，通过文化，阶级、性别、种族和其他方面的不平等与造成这些不平等的经济——政治不平等之间的联系被割裂了。显然，这种文化研究的取向迥异于文化批评家，因为后者所说的文化属于艺术、美学与道德等创造性价值的领域。也就是说，这种文化研究不是参照内在或永恒的价值，而是参照社会关系的利益全景图来说明文化的差异与实践。因此，任何从文化批评的精英传统上对“文化”与“非文化”的人或事进行区分的做法，现在都被当作阶级的话语来对待。这种区分本身以及与之相关的评价和歧视，都被分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述。正如伊格尔顿所说的那样：“为我们的事实陈述提供信息和基石的隐蔽的价值结构，就是所谓‘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①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使“文化研究”具有了超越学术研究的意义。他们在知识领域进行的是一种政治批判，意在争取文化领导权，不断扩大左翼知识分子的文化阵地。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开创了大众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揭示了文化的建构特质，以及深植于其中的各种神话和意识形态，希望借此创造出新的主体位置以及有能力反抗自身被支配的居于从属地位的主体。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和底层大众并不是消极被动地适应资产阶级的文化与统治，而是能够自主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的，虽身处资本主义的文化控制中，却仍然具有能动的解码实践可能。威廉斯在《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中批判了法兰克福学派将文化生产视为文化工业的简单化处理方式。他认为，当代社会中至少存在四种不同的编码方式：父权制的、压抑性的编码，视媒体为社会控制工具的权威制编码，视媒体为赚钱工具的商业性编码，视媒体为大众介入与双向对话的民主性编码。所以绝不能简单地、笼统地将文化产品的消费者视为法兰克福学派所谓的“笨蛋”或“大众”①。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开始强调在文化生产过程中，人们对意义的建构总是复杂的，并总是处于争论之中。“意义总是在具体的语境中得到商谈与建构，这种观点本身可以在无数与其他特定的知识生产者和使用者进行合作的策略语境中被修正与应用，没有什么比这更具有实践意义的了。”②
总体来看，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经历的范式转折，鲜明地体现了他们在价值选择方面的转向。
(二)共同文化的现实指向
威廉斯的共同文化源于对精英文化的批判，却没有终结于对精英文化的否定和对普通大众文化的强调，它强调的是一种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平等协商、共存共享的多元文化状况。其目的在于超越工业社会中主体分裂化的存在状态，重构一种基于人类生活自然和自由状态的新主体。
共同文化在威廉斯看来，并非一个乌托邦或空泛的概念，它的存在有其现实根据。威廉斯认为文化研究的核心理论问题是关于“一种规划和一种构成之间的关系”①。“规划”指的是文化的形式，“构成”指的是社会的构成。二者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动态过程。共同文化是现代工业社会这一特定社会构成阶段的产物。这种社会构成最大的特点是拥有强大科技能力的现代工业社会，科技的使用为信息的普及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手段和途径，知识的大众化和平民化导致的直接的社会后果，是社会权力的分散以及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而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社会事务的大众参与以及社会格局的多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