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述分析可知，在霍尔看来，第一种“在场”的非洲是否是殖民者身份本源的那个非洲是有疑问的。经过欧洲文化的入侵，原来的非洲文化已经得到改造，西方通过把非洲僵化为一个原始的、亘古不变的过去而加以占有，并将其规范化。加勒比海人要恢复非洲，但不可能是简单意义上的恢复，因为它属于赛义德所说的“想象的历史和地理”。加勒比人对它的归属构成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讲的“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这个非洲是加勒比海人想象的必要组成部分，它是我们通过政治、记忆和欲望所重述的非洲，我们实际上不能在直接的意义上回到它。于是，另一种“在场”就出现了。这种“在场”是指被欧洲以及各种其他移民的文化改造后的非洲“新世界”。这种在场与其说是权力问题，不如说是土地和领土问题。现在的加勒比海岛是混合、同化和汇合的协商之地，是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并存，这种在场使得牙买加非洲人成了移民社群。他们的身份借助于差异不断生产和再生产来实现更新。这种“真正的自我”被霍尔描述为“一种综合动力跨越一整套文化形式批判地占用主导文化的主符码的各种因素，将其‘混合’起来，肢解给定的符号，重新阐述其意义。这种杂交倾向的颠覆力量在语言自身的层面上表现得最明显”①。这样一个置换的叙事通过引发丰富而深刻的想象，重塑了我们回归初始的愿望，就像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的，区别群体的不是其虚假性或真实性，而是群体成员们借以想象的风格。
由此可见，与青少年亚文化不同，被殖民者文化虽然抵抗主流文化，但它更抵抗的是主流文化对它的看法和对它的文化定位。作为一种有着特殊构成的文化，被殖民者文化希望通过对既有文化眼光的反抗，展示出自己的独特和独立性，回归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真正面目，从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得到自己恰当的评价和定位。与它有着同样情况和要求的还有女性主义文化。
第三，女性主义文化的抵抗。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化的一切问题都源于传统理性关于男性和女性的二分法，所以他们的抵抗首先做的就是从这种二元思维方式中解脱出来，学会一种非理性的思维方法。弗洛伊德之后的思想都是非理性的和潜意识的。理性以思想为前提，而这些前提本身都是非理性的。欲望本来是思想的条件，但是当欲望不仅和语言重合也和性重合的时候，对于欲望的强调不可避免地使欲望成了一种新本质论的源头。
确立了女性群体独特的思维方式后，女性主义者探讨了女性主义的主体问题。巴特勒以母亲为例进行了分析。她认为，母亲并不是一个可以在生理上被明确定义的概念，它随时在变化。如孩子长大走了，她就不再主要以“母亲”的身份定义自己了。可见，女性主义的主体在变化，女性主义自己也在变化，因此，不必非得有一个稳定的基础和主体才能建立政治框架。后现代主义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要主体意识，而是意味着我们可以探索它的建构过程。根据默克罗比的看法，尽管女性主义同被殖民主义一样，缺少一个事实上的“真正的我”,但还是存在一个所谓“社会性自我”的，她是在话语和历史中形成的种种自我的残片的总和。这个社会性自我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搭建亲密沟通，还运用欲望和意志作为理解征服过程的工具。另外，默克罗比还指出，女性主义主体的不断变化使她们不断地被其他种类的文化或亚文化所涵括，所以，当女性主义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分析的时候，真正涉及的只是少数人，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女性主义面对那么多人讲话，最终只能影响一小部分人”①。可见，女性主义实际上是依附于其他文化，甚至亚文化而存在的，只有在针对某种具体文化或亚文化的女性问题时，女性主义才能显示出其意义。默克罗比还进一步就青少年亚文化中的女性主义进行了深入探讨，她反对赫伯狄格和威利斯的青少年亚文化研究只关注男性气质而忽视女性做法，强调应该细致考察女性在青少年亚文化中承担的不同角色。在她看来，女孩们通过组织自身生活的各种不同方式建构了一种更基于家庭、更浪漫的少女文化，她们借此来反对那些注入责任、艰苦工作、严肃认真等学校道德观。显然，默克罗比纠正了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的偏颇，不过，她将少女文化限制在浪漫观念的做法，招致了很多质疑，甚至批评。默克罗比在后来的研究中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更加倡导女性的政治气质，倡导少女应努力摆脱浪漫情怀的束缚，建构一种全新的女性气质以及一种女性个体意识。
总之，无论是表面上反叛激进的亚文化，还是内涵上力求突破的被殖民者文化和女性主义文化，都是通过寻求自己恰当的文化定位、获得恰当的文化身份来对现代主义分割、固化社会文化的行为进行抵抗。这种抵抗是伯明翰学派后期与现代主义这一资本主义主导文化的意识观念抗衡的主要形式。
参与和介入社会日常生活是大众文化最重要的性质和功能，但是这一性质和功能只是从理论上表明大众文化具有参与和介入社会生活的潜质和可能，在现实社会中，大众文化是如何介入社会的呢?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重要特色和贡献就在于它揭示了大众文化是以政治抵抗的方式介入社会生活的，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这种真正抵抗的具体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