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杜威的早期作品中，出于对冲动的重视，杜威把个人看做是衡量一切的准则，认为事物如何能够被个体拿来使用是检测一切事物的标准。而在中国之行后出版的《人性与行为》一书中，杜威则提出，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习性和进行新探索的冲突在个人与社会两个方面互为条件，共同发挥作用。……在这里，杜威摆脱了以往偏重个人与社会概念之间的对立，更强调个人与社会之间相辅相成的统一关系，实现了他把社会与个人完全结合的目标。①
由此可见，在中国之行以后的杜威那里，在个人与社会关系中，个人的实际地位在下降，而社会的地位在上升，这种相对重要性的变化被我们称为“社会主义”。发生了这种“社会主义”的转向以后，杜威“越来越重视社会因素对教与学的作用。到了杜威的晚期著作中，已经找不到诸如‘儿童中心’和‘以活动为基础’之类理论的影子，相反，他开始更加强**师为学生提供发挥主动思考的教学情境的重要作用”。②
中国之行之后，杜威对苏俄社会主义或谓布尔什维克主义(Bolshevism)的兴趣不断增强。我们知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知识界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议论是很多的，也有所谓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③,这种气氛激发了杜威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智兴趣。
另外，杜威对由教师、科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组成的“专家” (experts)或领袖(leaders)在对现存社会进行“民主”改造中的地位和角色问题的关心在不断增加。任何一场社会运动都是需要有人来策划和组织，这种从事策划和组织的人才就是领袖，也可称为“专家”。杜威在华演讲中，多次讨论过“教育家”“领袖”的问题。例如，在《大学的旨趣》中，杜威说道：
我常说中国需要领袖的人才，是刻不容缓的。这领袖人才是替社会服务的，并不是服务社会的。所以做领袖的，先要把他的目的和宗旨看得透彻。领袖可比开路先锋一样，他所走的路不错，自然人家都跟着他走，一定也是不错。①
在《教育者为社会领袖》中，杜威提出，教育者若要成为社会领袖，需具备三要素：“一定目的”“一定方法”“坚忍力”;其具有三种特别任务：“须以学问灌输学生”“须制造学生人格”“须指导社会”。②在《教育家之天职》中，杜威又说：教育家包含教育行政人员与学校教师。在不同的教育家中，求其共同之点，就是有‘领袖的责任’。领袖是教育家的第一责任。要能尽领袖责任，就要有领袖资格。……领袖资格与独裁专制不同之点在于：领袖引导于前，独裁阴骗于后；领袖与被领导者生活与共，有共同利益；独裁与被独裁者只有机械关系，无同情亲爱，无共同利益。……教育的领袖有三种要素，或三种资格：对于知识有热忱；对于被领导者有兴趣与共同利益；明白所做的事对于社会的价值。……教育家亦当看教育作神圣，看自己作僧侣，深信教育为改进社会的唯一方法，虽有种种障碍当前，还是要战胜它的。①
相关的演说还包括：《大学与民治国舆论的重要》《教育之要素》《教育者的天职》《教育者的责任》(南通)《教育者的责任》(苏州)《教师职业之现在机会》《教育行政之目的》《教育者的工作》《学校科目与社会之关系》《学校的行政和组织与社会之关系》等。
在杜威归国三年后，1924年6月新兴的土耳其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公共教育部对杜威发出了邀请。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从此结束了奥斯曼帝国对土耳其的统治。土耳其民主政府十分重视教育现代化和民主化，把教育视为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堡垒，因此邀请在国际上颇负盛名的教育家杜威来为他们的教育发展计划提供咨询。杜威在土耳其逗留近3个月，访问了安卡拉、君士坦丁堡等城市，对土耳其学校教育的状况进行了详细考察，最后撰写了报告，呈递给土耳其公共教育部。报告分为教育计划、学校制度和教师训练三个部分①。总的来看，杜威报告是其以往教育与民主关系思想的具体体现。我们看到，杜威特别强调土耳其政府在管理教育时要聘用懂教育的专门人才，从事实际教学的教师都需要接受严格的师范训练，这说明杜威自中国之行时便极为重视专家在教育管理和教学实践中的作用的思想在此得以延续。他还提出土耳其应学习在教育上先进国家的理论和实践，特别注意对那些有关进步学校的实际方法和设备的著作进行译介，让教师们认真阅读。在学校与宗教的关系上，杜威坚持反对在学校中进行宗教宣传。②
两年后即1926年夏天，杜威受邀访问墨西哥。在墨西哥期间，杜威在墨西哥大学进行了有关哲学和教育学的演讲，同时接受邀请为墨西哥教育当局提供咨询。除此以外，如同在日本、中国和土耳其时一样，杜威还仔细地考察了墨西哥的国家生活。从1926年8月到1927年3月杜威在《新共和》杂志上发表了《墨西哥的教会和政府》《墨西哥的教育复兴》《一个墨西哥人的笔记摘录》和《寄生的帝国主义》四篇有关墨西哥社会生活的文章，表达其对发生在墨西哥国家生活中的变化的认识。墨西哥之行对于杜威来说，最为深刻的是他亲眼目睹了美国资本家和政客在那里如何干涉拉美的内政，如何建立军事霸权和商业垄断地位。
商业活动的自然发展，再加上盎格鲁—美利坚的法律概念、契约及其神圣性，还有国家有义务保护本国公民财产的国际惯例，这些就足以产生帝国主义的行径了。①
他建议修改《门罗宣言》,要求美国政府不要保护美国的个人在落后国家的投资。孙有中教授认为：“至此为止，一战以来杜威与美国政府之间的短暂‘蜜月’正式结束。”②
杜威非常关注教师问题，他注意到墨西哥在教师训练上的创新，墨西哥人采用文化讲习团(Culturalmissions)的形式使农村学校成为其所在地区新生活的中心。学校中开设夜校，使白天工作的男女均可受到教育。与在此前日、中、土之行一样，杜威非常关心传统和习俗对于民主和教育进步的负面作用。他说：“落后的国家在教育上会有更大的机会，当它们在学校道路上开始前进时，很少会遇到传统和习俗的阻碍。我应该承认，我从未发现有很多证据支持这一信念……但是，印第安人农村学校的精神和目的与墨西哥师范学校一样恢复了我的信念。”③
总体观之，土墨之行中杜威所关心的问题在日中之行中便已提出，例如教师在民主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传统对现代民主与教育的影响；国家主义在民主与教育关系中的地位等。从杜威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中我们看到，自日中之行之后杜威在民主与教育关系问题上所持有的立场已从日中之行以前的个人主义的立场转换为社会主义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