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在杜威发表的40余篇中国问题的论文中仅有一篇明确谈到“教育”问题。在1922年(杜威已归国)发表的《美国与中国教育》一文中，杜威就美国究竟应该如何帮助中国发展教育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杜威发现，美国在华的教会大学在培养具有独立思维和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人才方面收效甚微。他看到在华的教会大学把美国的学院课程搬到了中国，脱离了中国的政治、工业发展的环境。“美国政府花费了数百万的特别基金用于改变中国人的灵魂，却把这项任务交给那些持有最教条和反动神学观点的人手中，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中国不需要原样照搬美国的学院，它需要的是由外国资金支持、拥有受过良好训练的熟悉并同情中国人的需要的外国教师的学院。”杜威特别强调：“主要的工作必须由富有特色的中国高校去做，那里主要是中国的教员并完全由中国人管理。”他相信：“假如一个受过训练的独立思维和性格的男女的中国得以建立，那么便不会有像现在的远东‘问题’;将没有必要开会讨论——与伪装——‘太平洋问题’。”①
杜威的日中之行(尤其是中国之行)不仅对日中两国的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②,也深化了他本人对民主与教育关系的认识。中国各级各类学校中的教师和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深深打动了杜威。凡尔赛会议中对中国的不公正处置激发了以学校师生为领导力量的社会公众的民族主义的热情，学生和社会各界联合起来造成强大社会舆论迫使腐朽政府一再做出让步。在杜威看来，这正是社会民主对腐朽政府的胜利③。其实在来中国之前，杜威在有关教师教育的会议上也做过发言，强**师应有社会责任感，应参与指导和形成公众舆论等④。但是美国的教师们鲜有做到这一点(从杜威在归国以后对美国教师社会责任感缺失的批评中可以看出来),在中国则不同。新文化运动中，广大教师和他们的学生们一样充满了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并且以实际的行动参与到社会文化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改造运动之中。在杜威归国以后，他特别频繁地谈到教育的社会目标、社会方向，谈到教师的社会责任，认为教育者应有勇气揭露社会时弊，同时应把对时弊的揭发和研究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这种特别强调社会批判和参与社会改造的责任和勇气的观点，在杜威访问中国之前的著作中虽然有但并不集中也并不深入。仅从这一点便可看到中国之行对杜威的影响之大。
当然，这种影响不止于此。从杜威在华期间所发表的40余篇政治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通过日、中之行，杜威对政治活动的认识更为直观和具体。例如，在《中国与裁军》一文中，杜威说，“有人说，我们对中国的新兴趣是美国意欲取代他国而使自己在其中扮演更大的角色。我希望这不是真的；我相信它不是真的。但是如果存在任何这类危险，那么华盛顿会议提供给中国学生们一个机会去陈明中国有免于被干预和监护而独立发展和自我决定的权利。”①在《我们参与对中国的毒品化》 (OurshareindruggingChina)中，杜威描述了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输入大麻和毒品的历史过程，他吁请美国政府帮助中国抵制毒品，认为这同时有助于抵制美国国内的毒品交易。②在《中国的民族感情》一文中，杜威批评了西方评论家对中国政治问题的分析采用欧洲政治发展的模式的做法，“我们让自己相信所有的从原始到文明的发展都必须遵循一个相同的过程和经过相似的阶段。当我们发现不同意这个标准的社会时，我们温和地把它们视为病态的，视为幸存的落后国家或者是缺乏政治能力的表现。这是一种偏见。”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