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杜威访华时与陶行知、胡适等合影在1919年发表的《中国的学生运动》中，杜威如一位训练有素的记者一样，把他所见到的对五四运动的过程的客观描述传达给美国公众，自己并没有对其进行分析。①一年半后在《中国的新文化》(1921)一文中，在长时间观察的基础上，杜威对这场文化运动的原因、发展和性质，从“民主”的角度进行了深刻分析。作为一位关心“民主”的美国人，他在中国的这场运动中看到了自己一贯主张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的具体表现形式。杜威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描述为一场反对政治的运动(anti-politicalmovement)。
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政治方面的，从更深层次上看，它是对一切政客的抗议，对一切进一步依赖政治作为社会改革的直接手段的抗议。正在领导这场运动的教师和作家们认为，中国的更新换代必须通过其他的手段，在中国根本的政治改革是不可能的，它将作为以一种社会的和非政治的(non-political)方式进行的理智的变革的自然成果。①
杜威认同这种试图通过民主的方式——理智的变革——实现中国社会民主化的思想。他看到，在这场运动中，出现了一个根本的信念，即民主是一件关于信念、对生活的态度、思想习惯的事情，而不仅仅是一种政府形式。民主要求普及教育，使所有人皆可入学，要求把读书识字与公民和社会行动结合起来。②
杜威认为，“(中国的)政治革命之所以失败，就因为它是外部的、形式的，只是触及了社会行动的机制而没有影响生活观念，生活观念真正控制着社会”。他预言：“现在存在着的迹象表明下一阶段将会是对科学方法的兴趣。人们认识到，技术和其他分支应用科学依赖于作为一种思维、观察、验证、批判、实验、判断和推理方法的科学。”③杜威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国家生活的真正崩溃是道德上的和理智上的。它蕴涵着对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需要。……儒家观念不再适合现代的环境。中国人国家生活的崩溃证明了它们的无用。而且儒家教育已经贵族化了，只是针对极少数人。因此，需要一种新文化，在这个文化中西方思想中最好的东西将被自由地采纳——但是要适应于中国的环境，作为一种建设新型的中国文化的工具而加以使用。”①总之，在杜威看来，新文化运动实质在于“摆脱旧习俗(customs)和传统(traditions)”。②杜威非常欣赏新文化运动中的学生们，认为美国的同龄人与之相比不如他们成熟。他们对知识和科学方法有着日益高涨的热情。中国学生们的行动表明他们对知识的理解是“知识是不断地被习得的，而不是一种技术装备也不是一种传统文化的负担，而是为了社会运用。如果在中国任何一所中学的学生被问及为什么他们正在进行一个特殊的事业，大部分人会说，‘去帮助我们的国家’或者‘去促进社会的革新’”。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