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杜威在日本
1919年年初杜威应邀访问日本。在日本讲学的过程中，杜威对日本政治和社会思潮甚为关心，他注意到了在当时日本社会中存在着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对抗。在同年3月发表的《日本与美国》一文中，杜威谈到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日本政府对民主的抗拒；其二是日本的报纸对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批评。后者让杜威感到欣慰。他注意到在当时日本的舆论中充满着自由和民主的精神。他宣告说：
日本人民……在限制之下已经逐渐形成的自由力量的解放来自于这个信念，即民主真正地代表着公正、人性和美好感觉的至高无上，相信在一个民主的世界中一个像日本这样的国家能够步入自由主义的轨道。①
制民主自由精神的传播。在1919年3月27日从镰仓发出的家信中，杜威说道：“目前(日本的——引者注)反美势头正盛……抨击美国是抑制自由民主情绪传播和强化大军国主义政党之论点的最简单方法。……关于种族歧视的讨论非常热烈，主要是针对美国。”①看来，日本政府的做法发挥了作用，因为在《自由主义在日本》一文中，杜威已注意到“日本的民主情绪的最**在去年冬天和今年早春时候明显退去。”②究其原因，杜威愤愤地说：“爱国主义在日本比在全球其他国家更加尖锐，出版业也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不负责任。而且民众的政治意识仍然是不成熟的。”③但是，为了保护日本已经出现了的“民主”精神，杜威建议：“如果其他国家，尤其是我国能采取恰当行动的话，这里的民主进程会稳步快速地如期进行。”④
熟悉杜威作品的人，都知道这位哲学家特别喜欢追溯政治和社会现象的教育根源，这一点即使是对在异国讲学时的杜威也不例外。他特别注意到了日本学校教育中存在的三个神话：绝对的种族单一性神话、2500年君主时代的颠扑不破的连续性神话及两者的完满性神话⑤。杜威发现，尽管日本受过教育的人都很清楚，日本人口中存在着不同的种族，但是在日本学校教育的历史课本和伦理课本中，日本仍被描述为一个具有共同血缘、血统的绝对同质的种族，这一种族与创造日本文明的神祇有着共同的联系，正是神祇的后裔在统治着这个国家。因为否认这种种族同一性和与君主的共同联系，在政治上是很危险的。儿童们在学校中被反复教授给很多关于日本历史起源于帝王神(im-perialGod)的神话。这两个神话意在使日本的民众相信在道德上他们亏欠于君主，这本身构成了第三个神话。尽管君主政治在中小学教育中有着绝对的权威，但是让杜威感到欣慰的是，在日本的大学中有时会出现“确定无疑的民主迹象，一群大学教师敢于冒着入狱或死亡的危险向公众宣传关于上述神话的真理”①,即使这样的“民主”之光还十分微弱。
2.杜威在中国
1919年5月初，杜威多少是带着对日本社会民主化的失望离开日本的，而后应蒋梦麟和胡适之邀访问中国。杜威在日本时已表现出来的对东亚国家政治社会民主化及其与英、美等国的关系的兴趣也随之带到了中国。在中国，杜威撰写并发表了40余篇关于中国政治局势和社会文化变动的趋势的论文，在这些论文中，杜威表现出了日益成熟的对国际政治关系的洞察力②。
由于中国民众对他的热情，加之杜威本人对正处于巨变中的中国社会充满了兴趣，他的归国日程一拖再拖，终于在中国待了两年有余。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杜威到过很多地方讲演，对中国的风土民情、政治气候和历史文化逐渐有了更深、更多的了解。对于这一点，由于它与我们的主题无关，且国内已有较多研究，因此不予赘述。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杜威对发生在中国的文化运动及中国的国际关系的解读，反映出杜威关于民主和教育关系的思想上的某种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