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所使用的批评性语言比以往也要更为严厉：“这种状况如果不是严重的也是荒谬的：与学生接触的教师在教材的选择编订方面却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做些事情。由他人提供的印刷手册为他们规定了每年每月每周甚至每天应该教什么。当前教学要么是一件理智的事业要么是一个循规蹈矩的机械的训练。如果它是一种理智训练，那么专业精神意味着理智的觉醒和启蒙，意味着赋予教师理智上的责任。”①
在杜威看来，教师的专业精神包括两个要素，其一是对学生和学校的责任，这一点上面已经论述；其二便是教师对一般公众的责任。“专业精神的另一要素是承认教师对一般公众的责任。我们的年轻人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对他们适当的保护和培养是对社会最为基本的关怀。这是句平常话。现在，专业精神不仅仅意味着教师应该献身于对课堂教学中出现的问题的不断钻研；而且意味着他们应该在形成舆论方面承担领导者和指导者的责任。”②杜威继续说道：“现在我将顺便说一下，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事实——对于自身是一名教师的人来说，也许是一个某种具有羞辱性的事实——即在形成舆论上，教师和专业的教育家们还不是特别积极。童年的保护、废除童工的运动、操场运动、娱乐中心运动，甚至是充分使用校办工厂的运动，在这些与儿童有关的问题上的公众舆论的形成来自社会安置点、来自慈善家、来自工人、来自那些其兴趣并非被一种专业形式的教育所激发的人，而极少来自教师。”③
那么,教师们为什么缺少对专业发展以及对形成舆论引领本专业的发展缺乏兴趣呢?杜威说，“我的答案是：缺少充分的推动力。仅仅给老师们上课，劝告他们去做些事情是不够的”。那么应该怎么做呢?这篇不足1500字的文章中，杜威并没有给予明确而清晰的回答，他只是提出了一条原则，即“理智责任必须被赋予每一个人，使他们能够运用他们的头脑和心灵来处理他们工作中遇到的问题”。①应该说，这是杜威写作的一种风格。他常常在一篇小文章或者一次讲演中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去解决(尤其是这一点)却很少有直接的详细的分析，但在随后一段时期里这个问题将不断被杜威澄清以致提出成熟的解决方法。例如，杜威在1886年发表的《从学院的观点看中学心理学》一文中提出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心灵的开放性和灵活性的命题，但是究竟什么是心灵的开放性、灵活性呢?杜威只是说，“如果有人问我，当前学生们在智力方面的主要缺点是什么?我会回答，以我的经验判断，缺少灵活性，缺乏转变心灵以适应新思想和用新的方式看待旧观念的能力”。应该如何培养呢?杜威只是简单地说：“了解和对待教学材料的方式必须留给学生自己。教育的职能在于觉醒(awakening)和激励。”②尽管杜威没有在这篇文章中详细说明，但我们会发现这个问题并没有在杜威后来的著述中消失反而更为丰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