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教育中的民主
20世纪前后，杜威开始集中思考教育目的与民主问题，他提出了“民主作为一种道德的和社会的生活方式”以及“民主即是自由”的观点，指出：
现代生活意味着民主，民主意味着解放理智以发挥独立的效用，即令心灵作为一个个体的器官完成其工作。我们自然地把民主与行动自由联系在一起，但是如果自由的行动离开了其背后的自由的思维能力，那么它就只能导致混乱。如果行动中的外在权威被放弃，那么它必是为内在的、为理性所发现和认识的真理的权威而替代。①
杜威由此提出了学校教育中的“民主”问题：“我发现今日学校的根本需要建立在对理智自由原则的有限承认基础之上。这种有限性在我看来影响了学校生活的两个元素：教师和学生。对两者来说，学校已经落后于当代一般的社会运动；很多不满、冲突和缺陷来自于在相对不民主的学校组织——如它对师生心灵的影响——与校园外的生活中的民主原理的扩展和生长之间的隔离。”②
在学校中，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民主作为一种道德的原则，它根本建立在心灵的发现和证据方面的自由和责任：“教师没有主动权和建设的热情，这种主动权和建设热情对教学功能的实现是必要的。学习者发现学校的环境与个体智力的发展以及为使用智力承担充分责任是矛盾的。”①
接着，杜威从师生两个方面系统地批评了学校中存在的不民主现象。从学习者的角度来看，学校中的不民主表现在无视学习者的兴趣和需要，以及对学习者自我指导原则的否定。“让心灵受制于外在的和已经预制好的材料是对民主理想的否认，民主的理想最终扎根于道德的、自我指导的个性的原则。”杜威认为，儿童的自由首要是理智的自由、精神态度的自由发挥。因此，不能将个性理解为只是一件感觉、冲动和外表行为的事，与理智无关。如果是这样，那么“要求在学校里为学生提供更大程度的自由便是可疑的事情。感性地认为儿童的不成熟和不理智是个性的体现，而否认成人的知识和成熟的经验具有更高的价值，否认包含在社会组织中的目的和工具的价值，将孩子气的幻想、任意的情感神化，是一种纯粹的浪漫主义”②。他曾在1897年发表的《我的教育信条》中提出了与此相似的论点：“我相信除了死板和呆滞、形式主义和千篇一律之外，威胁我们教育的最有害的东西莫过于感情主义。我相信这种感情主义便是企图把感情与行动脱离开来的必然结果。”①这种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至杜威去世得到充分的发挥，以作为对进步主义教育中极端儿童中心主义的批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人批评杜威为反理智主义者，认为杜威支持放任的儿童中心理论与实践。实际上这种观点是对杜威的误解。在这里，我们便可以看出杜威对感情主义和反理智的浪漫主义的一贯的反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