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文提到的种种翻译能力模式中，研究者关于翻译能力到底包含哪些成分看法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些能力模式都将翻译能力视为各分项能力的集合(但冯全功从认知视角构建的翻译能力模式关注的是图式而不是分项的子能力)。这些能力模式的研究还有一种倾向，即能力模式中的单项成分越来越多。对于这一现象，目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方面，各个能力模式中构成成分的不同是由于不同的研究目的所决定的。例如，Bell 是从二语习得的角度探讨翻译过程的，因此他的单项能力成分与二语习得研究中的外语能力成分多有重合之处。而PACTE是从实证的角度探讨翻译教学的，因此他们的能力成分中的转换能力就会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有着前后的变化。另一方面，翻译能力的构成成分之所以变得越来越复杂，是由于受市场对职业翻译的要求和受翻译研究领域兴起的热点话题的影响而导致的。如有的模式强调译者要有跟客户沟通的能力以及团队合作的能力，而有的模式将文本能力、策略能力作为能力构成的一部分，与文本能力和策略能力是当前翻译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不无关系[20]。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当代学者构建的各种翻译能力模式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翻译能力构成成分日益繁多复杂，以至于迄今为止人们对于翻译能力到底包含哪些单项能力成分仍旧众说纷纭，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除此以外，以上能力模式的研究中还存在着以下问题：
1.不同模式中谈到的单项能力，有时虽采用同一术语，但所指不同；有时采用了不同的术语，但所指又是相同的。术语的不同和内涵的不一造成了翻译能力模式研究中的混乱。例如，Sch?ffner和Neubert都谈到了翻译能力中的文本能力。但Sch?ffner所谈的文本能力是指熟悉译入语文化规范和典型的文本结构、了解两种语言中不同体裁的写作规范(如说明书、食谱、新闻、旅游宣传册)，以及它们的异同。而Neubert所谈的文本能力指的则是组织文章成篇的能力，指的是篇章内在的衔接和连贯。同样，Cao,PACTE和Kelly都谈到了策略能力，但它们的所指却是完全不同的。Cao提出的翻译策略能力包括加工能力和综合能力；PACTE的策略能力主要是指发现翻译问题、解决翻译问题的能力，Kelly的策略能力则主要指的是组织计划的能力以及自我评估和修改的能力。
2.有的模式针对的只是特定的翻译体裁和特定的研究领域，却没有指明这一点。例如，有些中国学者构建的模式中包括审美能力，这显然是由于他们所关注的翻译领域主要是文学翻译。有研究者根据对中国学者提出的翻译能力模式的分析得出，这些模式基本上还是文学翻译的模式[21]。同样，有的学者研究中对翻译能力泛泛而谈，没有将笔译能力和口译能力加以区分。
3.将性情、心理、生理以及认知等因素作为翻译能力构成的一部分是否合适还值得商榷，尽管这些因素与新近兴起的语言学认知能力研究有相通之处[22]。也许将以上成分作为影响翻译能力的一些独立因素更为妥当。
4.除Campbell(1998)和杨晓荣(2002)外，大多数模式都是译入能力模式，却没有明确说明所涉及的翻译方向。而明确能力模式是译出还是译入对翻译能力的构成成分研究和翻译教学都非常重要。比如，了解了翻译方向的不同，我们就会认识到Campbell所提到的文本能力根本不同于Neubert和文军的文本能力。Campbell关心的是译出的语言是否得体，Neubert关注的重点是文本的衔接和连贯，而文军的文本能力则是指双语能力、语域和文体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