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70年代，Wilss(1976)就提出了由多项能力成分组成的翻译能力模式，认为翻译能力由源语的接受能力、译语的产出能力以及超能力(即转换能力)三个成分组成。这一能力模式尽管简单，却是后来多项能力成分模式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Delisle(1980)以及 Roberts(1984)都从翻译教学的角度探讨了翻译能力所包含的多项成分。前者认为翻译能力包含语言能力、百科知识、理解和表达能力；后者认为翻译能力由语言能力、转换能力、方法能力、学科能力以及技术能力构成。
Bell(1991)的翻译能力模式包括理想的双语能力、专家(知识)系统和交际能力。其中交际能力又包括正确使用语法知识的能力、语篇能力、策略能力和社会语言学能力。这一能力模式与Canale和Swain(1980)提出的二语习得理论一致，后者认为一个人的外语能力包括语法知识、语篇能力、策略能力和社会语言学能力四部分。
Nord认为职业译者应具备接受和分析文本的能力、研究能力、转换能力、文本产出能力、翻译质量评估能力以及双语和双文化的能力[4]。但是她对这些能力成分没有进一步分析研究，只是指出翻译教学中教师应该发展学习者的这些翻译能力。“研究能力”的说法也值得商榷，如果该能力指翻译研究的能力，那么要求本科阶段的学生具备翻译的研究能力在译界尚有争议。
吉尔认为职业译者需要具备以下基本能力：(1)对源语文本的充分理解；(2)语言外的百科(文化)知识或专业知识；(3)较强的译语写作能力；(4)娴熟掌握翻译原则和步骤，对职场和商业运作的了解。吉尔指出，在以上四种能力中，只有娴熟掌握翻译原则和步骤是翻译所特有的，译者拥有前三种能力并不等于是称职的译者[5]。
Neubert早期认为翻译能力由语言能力、题材能力和转换能力组成(1994)；后期又增加了文本能力和文化能力(2000)。他认为转换能力是翻译能力的核心，翻译活动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其他语言和交际活动正是由于转换能力的存在[6]。
Cao(1996)根据Bachman(1991)提出的交际语言能力模式，认为翻译能力模式包括翻译语言能力、翻译知识结构能力以及翻译策略能力。翻译的语言能力又包括语法知识、语篇能力、言外之力能力和社会语言学能力四个成分；翻译的知识结构能力主要指题材知识能力；而翻译的策略能力包括加工能力和综合能力，它能够将前两种分能力在翻译过程中融合为一体进行运用。
Hurtado早期将翻译能力分解为语言能力、语言外能力、文本能力(包括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一般的专业翻译技巧和转换能力。后期又增加了策略能力和心理—生理能力。其中转换能力被定义为“不受干扰地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先天能力”[7]。
Presas的能力模式也同样经过了一个修订过程，从以语言能力为基础的“核心翻译能力”(language-basedcorecompetence)(包括对源语文本的接受、初稿的生成、终稿的完成)，到后来添加的一系列的“外围翻译能力”(字典、资料和专业领域知识的应用、翻译要求和技术工具的应用)、到后期又增加的“翻译前能力”(合适的记忆构造、转码的灵活性和对干扰的控制)。这一能力模式扩大了翻译教学的范围，将语言教学看作翻译教学的一部分，从而重新划分了这两个不同领域的领地[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