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成立的洋务机构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都有外国译者参与翻译了大量的自然科学书籍。在江南制造总局设立的翻译馆里，就聘请了西人传教士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等参与翻译。同样，马礼逊、理雅各以及韦烈亚在中国的译介活动，全是与中国人合作完成的。即使是在中国生活长达半个世纪的丁韦良和李提摩太，他们翻译的很多作品最终也经过中国学者的润色才完成。
清末民初至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也曾出现过辜鸿铭、林语堂这样的将汉语译成英语的优秀译者。前者将“四书五经”译成英文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后者则以译或改写的形式将《浮生六记》、《论语》、《老子》等中国作品翻译成英语以飨英美读者。
新中国成立后，从汉语翻译到外语的译出翻译活动频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甚至达到了与从外语翻译到母语的译入活动基本持平的状态。马士奎在其专著《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研究》(2007)中有专门章节探讨“**”时期的对外文学翻译。他在搜集到的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后，有组织的对外翻译一直是整个翻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在翻译活动陷入空前低潮的‘**’时期，对外翻译仍然保持一定的规模；‘**’结束后，外译作品的数量和对外传播的途径都远远超过了以往。”[11]像翻译家杨宪益夫妇翻译的大量中国文学作品以及外文出版社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熊猫丛书”汉译英中国文学作品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虽然久居中国的一些“外国专家”(如爱波因斯坦和沙博理)参与了这些对外翻译活动，但基本上都是由中国本土的译者来完成的。
由上可见，在中西方翻译史上，从母语译成外语的翻译活动即使不占主流，也是司空见惯的一种翻译现象。
在当代，从母语翻译到外语的翻译活动更是常见。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体化以及英语成为一种国际语言，翻译到英语的需求远远超出了从英语翻译到其他语言的需求。这使得译出翻译在以下三种情形下都有很大的需求：
1.非通用语种国家，如挪威、芬兰、丹麦、斯洛文尼亚
20世纪以来，从母语译入外语的翻译活动在非通用语种国家极为常见。许多译者所从事的翻译活动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从母语翻译到外语。根据《语言月刊》的调查结果，在英国有84%的译者是从外语翻译到母语；但在德国从外语翻译到母语的却仅占35%；在其他小语种国家如芬兰，这种比例就更小了[12]。非通用语种的分布范围很窄，如果这些语种的作者想让自己的作品被外界了解，他们的作品就不得不翻译到外语。非通用语种国家的学者们早就认识到译出翻译的重要性，曾经以翻译的方向性为主题召开过两次翻译研讨会，一次在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Ljubljana)，一次在西班牙南部城市格拉纳达(Granada)，会后出版了两本会议论文集：MetaGrosman等学者编写的《译入外语：职业实践与培训》(TranslationintoNon-MotherTongue:inProfessionalPracticeandTraining,2000)以及DorothyKelly等编写的《口笔译的方向：理论视角与职业教学》(LaDireccionalidadenTraduccióneInterpretación:PerspectivasTeóricas,ProfesionalesyDidácticas，2003)。
2.大语种但非主流国家，如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