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从母语译成外语的翻译活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合作翻译模式还是值得肯定的。但在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的大背景下，在非英语国家这种模式的操作有一定的难度。纽马克在一次翻译圆桌会议上曾提到他在德国旅行时，发现一个旅游城市印发的导游册、旅游宣传材料、通知以及博物馆展品的标题和介绍同时使用了德语、法语、英语三种语言，但由德国人翻译的法语译文和英语译文存在着很多翻译错误。为了保证翻译质量，他建议译出翻译的译者与讲母语的人士合作，前者的译文需经过讲母语的改稿人的修改润色。针对纽马克的建议，中国香港学者周兆翔指出这不现实，只是个理想假设。在译出翻译需求很大的中国内地，要中国译者找到一个母语为英语的译者来修改、润色译文是件很困难的事。可以说，在方圆几百里甚至几千里的中国版图里，要找到讲英语的人士来从事这项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6]。不仅如此，即使有母语为英语的人士答应帮助修改润色，如果他们不具备较高的语言能力，尤其是写作能力，译文的效果也难以保证。可以说，除了一些重要的国家外宣部门如外文局、中央编译局，合作翻译的模式在中国很难普及。基于此，本研究的假设是在中国翻译教学的语境下，教师如何更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汉译英翻译能力，使学生将来在工作岗位上能够基本胜任译出翻译任务，使译文内容可靠，语言可以为英文读者理解和接受。这也是从中国使用翻译人员的现实情况出发的。刘和平曾很恰当地指出：“中国的翻译市场情况比较特殊，很少有用人单位同时分别雇佣翻译的情况出现，一般都是同一个翻译负责中译外和外译中，尤其是交替传译。这就要求本科翻译培训兼顾中外互译训练，合理分配培训时间，使学生毕业后能够胜任口笔译工作，能够从事中译外和外译中工作。”[7]黄友义也指出，尽管国际翻译界公认的法则是不要从事把母语翻译成外语的工作，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的口笔译人员注定要承担大量的中译外工作，这种情况不是短期内可以改变的，甚至会更加多起来。因此，培养善于从事中译外的翻译将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8]。
[1] 张彩霞等:《自由派翻译传统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第77页。
[2] Pokorn,NikeK.:ChallengingtheTraditionalAxioms, Amsterdam,JohnBenjamins,2005：36.
[3] Nida,:TheTheoryandPracticeofTranslation, Leiden,Brill,1969：154.
[4] Hung,Eva:“CollaborativeTranslation — orWhatcanWeLearnfromtheChineseTranslationTradition? ” InPanWenguo(ed.),TranslationandContrastiveStudies-Proceedingsof2002InternationalSymposiumonContrastiveandTranslationStudiesbetweenChineseandEnglish,Shanghai,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5：41.
[5] 张泉:《跨文化交流中的钱锺书现象》，钱锺书研究编辑委员会(编),《钱锺书研究》，北京，文化艺术中心，1992，第221页。
[6] Anderman,GunillaandMargaretRogers(eds.):TranslationToday,TrendsandPerspectives,Clevedon,MultilingualMattersLtd.,2003：27.
[7] 刘和平:《翻译教学的原则与方法》，《中国翻译》2009年第3期，第40页。
[8] 黄友义：《社会需要更多的实用翻译人才》，《中国翻译》2007年第1期，第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