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母语表达，优秀译者可以非常自如；相反，他的语言B和与其相应的外国“文化”可以说低于母语水平和他自己的文化，低于讲这一语言的和属于这一文化的本土人。用语言B工作，译者对对象国人民的文明、历史、风俗、文学、烹调和其他情况的了解不可能与本土人相比拟。[7]
英国翻译理论家贝茨()从很少有人同样精通双语的事实得出译出翻译的不可靠：
要熟悉一种语言，必须长期居住在说这一语言的国家……真正能熟练掌握双语的人是不常见的。谁要说自己是个双语者，都可用这种方法去考考他：叫他想一想，在他所掌握的两种语言中，他是用哪一种语言数数，最能用哪一种语言说出炊具的名称和木工铁匠用具的名称，又用哪一种语言做梦。毫无疑问，大多数人都会发现，他们并没有同时或交替使用两种语言，而是使用一种语言多于另一种语言。因此，一般地说，一个人只可能对一种语言掌握到家，对于所有其他语言，再不陌生，也只是“像住旅馆，到不了家”。如果翻译有什么规则，那就是，译者只能拿母语当作译文语言。[8]
正是由于很少有人能够像掌握母语那样掌握外语，译出翻译作为一种非母语的写作形式很难达到职业翻译的标准，译出翻译行为的可靠性和合理性也就难免受到人们的质疑。
译出翻译尽管有其特殊性和难度(译入语不是译者的母语)，难以像从外语翻译到母语那样保证不出语言错误，但问题是翻译客户能否找到足够的、合适的译者来进行译入翻译？尤其是在英语成为世界语言，世界成为地球村的形式下，大多数非英语国家因经济、政治等原因需要将大量的本国材料翻译成英语，这些翻译任务能否全部由母语是英语的译者来承担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早在1992年，挪威学者雷德宁就在其博士论文《B语言翻译能够被接受吗？》中指出了由A语言(母语)翻译到B语言(外语)的必要性。他说：
世界上有一些不广泛使用的语言，这一实际问题迫使小语种译者不能只译入母语，而且要译成第二语言。译者必须用掌握不如母语的外语重新表达原作品的意义和形式效果。挪威译者便处于这种情况。挪威语是典型的小语种，只有四百万人讲这种语言。除了斯堪的纳维亚人懂挪威语，只有极少数人拥有足够的语言水平将挪威文撰写的文章译成他们的母语。此任务只能落在母语是挪威语的人身上。也正因如此，他们便“触犯”了只能往母语A翻译的普遍原则。在实际生活中，这种触犯是不可避免的，否则等于什么都不译。对于渴望与外界交流的国家和个人来说，这种选择也是必然的。[9]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芬兰、法国、澳大利亚和中国。在芬兰，不论是从国家文化身份还是从经济生存的角度来看，将芬兰语这样的非通用语种翻译成英语这样的通用语种都是极其重要的。然而，以英语为母语的译者数量远远不能满足芬兰大量译出翻译工作的需要[10]。
在法国，越来越多的文本尤其是科学、技术、医学文本都需要译成英语，未来的专业译者如果不能做译出翻译将很难生存。而且，许多客户通常都不了解译出翻译的困难，或者有时在翻译任务很急的情况下，一时也难以找到母语是英语的译者。尽管从母语翻译到外语因译文的语言质量或者意识形态的缘故受到质疑(有学者认为经济和文化上的强势国家由于有意或无意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反对将母语翻译为外语[11])，但是在译出翻译成为国际社会必须面对的现实的情况下，培养译出翻译人才不仅能缓解社会对外译人才的需要，还能在现有条件下最大可能地保障译出翻译的质量。“认为译出翻译违反常规的做法只能导致敬业的职业译者不去做译出翻译，这样的后果是如果需要译出翻译的话，承担翻译任务的都是那些没有译出能力、没有接受正规翻译培训的人去做。”[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