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作为译者内在条件的“学”、“思”、“得”三个字，郁达夫进一步论述道：所谓“学”是指译者“对于一种著作的深湛的研究，并不单指懂外国文的程度而言”。译者如果“不学，当然不知，无知当然不能翻译”。他以翻译泰戈尔和拜伦的作品为例，阐明了译者必须在研究了原作者所在国家的传统的思想、风俗、习惯、原作者所在的环境，读了原作者的主要作品及传记材料等以后，才配从事翻译介绍。对于“思”,他认为译者“既欲把一个异国人的思想丽句，传给同胞，我们的职务，终不是翻翻字典可以了局……想传他思想的人，至少也得从头至尾，设身处地的陪他思索一番，才能对得起作者”。在这三个条件中，郁达夫认为“最要紧的一个条件”是“得”。译者“动手翻译之先，至少先要完全了解原作者的精神，而原作者精神的了解，不是单因通外国文字可办得到的”[5]。郁达夫这里论述的内在条件实际上是一个译者能够成功翻译应具备的前提条件。朱生豪在《莎士比亚》“翻译前言”中的话证明了郁达夫的内在条件是有道理的。为了生动传达莎士比亚戏剧的神韵，在动手翻译莎剧之前，他“尝首尾研诵全集至十余遍”，“于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郁达夫提出的翻译的内在条件是自彦琮提出译经者的“八备说”以来较为详尽的有关译者应当具备的条件的论述。他的贡献不仅在于对严复的翻译理论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还在于对于文学翻译者应该具备怎样的内在条件才能做好翻译做了较为深刻的论述[6]。
20世纪30年代对译者的条件做过较为详尽论述的还有林语堂。林语堂认为翻译是艺术，在《论翻译》一文中论及翻译艺术所依赖的条件时他谈到了译者应该具备以下条件：第一是译者对于原文文字上及内容上透彻的了解；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程度，能写清顺畅达的中文；第三是译事上的训练，译者对于翻译标准及手术的问题有正当的见解。上面这段话中第三点的论述尤其值得重视，因为这一点是当时许多翻译家不曾提及的。译者要成为一个合格的译者，需要经过一定的翻译训练，对翻译的标准和翻译的技能、翻译的方法应有所了解。在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林语堂还论述了他对“忠实”标准的看法以及“讨论翻译须研究其文字及心理问题”。他对翻译的标准、翻译的方法的论述都以对语言文字心理的剖析为立论基础，非常有说服力。他认为一个合格的译者需要具备三样责任心：对原著者的责任、对中国读者的责任以及对艺术的责任。“三样的责任心备，然后可以谓具有真正译家的资格”。林语堂对译者翻译态度的强调也是其他论者很少谈及的。
(四)当代译论阶段
在这一阶段，傅雷对译者的翻译条件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作为一个优秀的文学翻译家，傅雷对文学译者应该具备的条件有极为深刻的认识。他认为，首先，一个文学翻译工作者须对原作有深刻的理解、体会和感受。对于一部要翻译的作品，译者需要读四五遍，才能“把情节、故事，记得烂熟，分析彻底，人物历历如在目前，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也能慢慢琢磨出来”。其次，一个文学翻译工作者还须认清自己的所短所长，弄清楚自己适宜翻译哪类文学作品，不适应翻译哪类作品。“不善于说理的人不必勉强译理论书，不会做诗的人千万不要译诗”，免得“用哈哈镜介绍作品”，做“文艺的罪人”。最后，文学翻译工作者要想译好伟大作家的作品，还需要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全面的学识修养，需要训练自己的“观察、感受和想象的能力”。这是因为“文学的对象既然以人为主，人生经验不丰富，就不能充分体会一部作品的妙处……平时要深入生活,理解人,关心人,关心一切,才能亦步亦趋地跟在伟大作家的后面,把他的心曲诉说给读者听。因为文学家是解剖社会的医生，挖掘灵魂的探险家，悲天悯人的宗教家，热情如沸的革命家；所以要做他的代言人，也得像宗教家一般的虔诚，像革命家一般的精密，像革命志士一般的刻苦顽强”。
20世纪50年代，茅盾在论述有关译者的翻译条件时再次谈到了一个文学翻译工作者应该具备的条件。他说，一个文学翻译工作者，要想传递出原作的“艺术意境”，除了需要精通本国原文和被翻译的语文这一起码条件并具备一般的文学修养外，还必须具有广博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对于被翻译的作者及作品之全面的研究和深刻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