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有三次翻译**：从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以及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翻译。鉴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涌现出很多翻译家，发表了大量有关翻译的见解，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傅雷和茅盾等学者谈及翻译的论述，我们在考察传统译论中有关译者翻译能力的探讨时将主要参考陈福康在《中国译学理论史稿》(1992)中对中国译学史的四阶段划分法：古代译论、近代译论、现代译论和当代译论阶段。
(一)古代译论阶段
古代译论阶段主要包括了六朝至宋的佛经翻译和明清之际的科技、宗教翻译。明清之际的科技和宗教翻译多为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学者的合作翻译，一般为前者口译或口授，后者笔录或润饰，而且双方各取所需，有着不同的翻译目的：前者意在“传教”，而后者旨在“学习西方的科技”。遗憾的是，参与这种合作翻译的译者对有关译者的能力几乎没有发表过多少有价值的论述。与此相反，在明清之前持续时间较长的佛经翻译时期，有关合格的佛经译者应当具备什么条件却有着非常详尽的论述。其中，隋代名僧彦琮在其《辩证论》中提出的“八备说”便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例。彦琮认为一个合格的佛经译者必须具备以下八个条件：
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
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
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
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
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
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衒，其备六也；
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
博阅苍雅，粗谙篆隶，不寐此文，其备八也。
陈福康将彦琮对译者的八条要求按照内容分为两组，一、二、五、六条为译者的人格修养；三、四、七、八条为译者的学识修养[1]。王宏印对彦琮的“八备说”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类，认为“第一条和第二条是译者的人生目标和道德修养；第三条和第四条是译者的学识背景与知识储备；第五条和第六条是译者的工作态度与心理素质；第七条和第八条是译者的语言能力与翻译水平”[2]。“八者备矣，方是得人”。在彦琮看来，这八个条件是一个优秀的佛经译者不可或缺的素质。一个好的译者不仅需要掌握广阔的背景知识，源语国家的知识和译语国家的知识，熟悉印度文化知识和中国文化知识，还需要掌握相关的经典著作。只有在此基础上，译者才能够理解透彻，表达清晰流畅。彦琮的“八备说”强调译者对于梵文和汉语的掌握，尤其是汉语的写作能力和表达能力；强调译者应潜心研究并掌握正确的翻译方法，尽管他所说的翻译方法是针对当时佛经翻译由梵人和汉人分头翻译的弊端提出佛经翻译须“质译”(“意者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原”)。“八备说”反映了当时佛经翻译对佛经译者应具备的条件已有充分的认识，虽然源自佛经翻译，但其中一些观点也完全适用于今天的一般翻译。王宏印在《中国传统译论经典阐释》(2003)中就很中肯地指出：当今学界谈译者的条件，经常忽略了译者应有的敬业精神和人格修养，翻译所需要的心理素质和职业特点；对于语言能力的强调过于重视外语能力，而忽视了母语特别是古汉语的能力的培养，而与语言能力相比，又更强调翻译技巧训练。这对于培养合格的优秀译者显然是不全面的，非常肤浅的[3]。彦琮在佛经翻译鼎盛期总结出的佛经译者应该具备的八个条件对于合格的译者培养具有很高的理论指导价值和实践意义。
除彦琮外，宋代高僧赞宁对佛经译者应该具备的条件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赞宁在其所编撰的《宋高僧传》和《译经篇》中描述佛经翻译的三个阶段时，强调了译者精通他国语言是翻译交流的关键，提出了“善译者”应该精通中外语言和文化、了解他国习俗以及熟谙典籍的必要性。
(二)近代译论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