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9年年初，狄德罗因他的《论盲人书简》中几句涉及私人的话得罪了迪普雷·德·圣摩尔夫人和雷奥米尔先生，被关进了范塞纳监狱。作为朋友，卢梭经常去陪伴他、安慰他。由于他住的地方离监狱还有一段距离，而卢梭手头又比较拮据，所以只能步行去看望狄德罗。他随身总是携带一本书，以便走累了时消遣。夏季的一天，他带了一本《法兰西信使》杂志，在路上边走边读，突然看到第戎学院的有奖征文公告，征文题目是《科学和艺术的进步是否有利于淳风化俗》。一看到这个题目，卢梭头脑中那些长期孕育的许许多多富有生气的思想潮水般地涌来，他兴奋到了极点，以致感到窒息，便倒在附近的一棵树下，在精神错乱的状态下度过了好一会儿，才发现自己衣服的前襟已被泪水湿透了。当时，他仿佛看到了另一个宇宙，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心中的闸门被打开了，无数思想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流。在狄德罗的鼓励下，卢梭着手撰写征文。
卢梭的应征论文题为《论科学与艺术》。他从研究人类发展史着手，从人类的良知觉醒时期开始，分别叙述了东西方古老帝国及欧洲的兴起，论述了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变化，从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自由的、自然是美好的，科学艺术的发展没有给人类带来好处，只是造成社会道德的堕落和种种罪恶。
1750年，《论科学与艺术》,以其论点新奇、论证有力、文笔优美而获奖，此后，卢梭的名声大振，很快成为法国文坛上风靡一时的著名人物，这也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他感到自己童年时代被灌输的那种英雄主义与道德观念的原始酵母开始起作用了，从而觉得：做一个自由又有道德的人，无视财富与物欲而傲然自得，才是最伟大、最美好的。因此，他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放弃对财富和荣誉的追求，而献身于思想的自由创造。随后，他就辞去了秘书和出纳员的工作，转而替人抄乐谱。卢梭觉得这种工作很适合自己，因为它既和自己的爱好相符，又使他不用屈从于人就能维持生活。他不用到外面去上班，连自己的生活方式都改变了：衣不佩装饰物，头不戴假发，甚至把手表也卖掉了。因此，和伏尔泰等启蒙学者的大声疾呼不同，卢梭不仅在呐喊，更是在通过自己的行动践行着自己的思想，努力做到言行一致。
一举成名后的卢梭，也开始面临所有名人的烦恼：有人嫉妒他的得意，开始肆意地攻击他；有人仰慕他的才华，前来拜访他。这让卢梭不胜其扰。为了避开这些，他接受了朋友的建议，搬到了乡村去生活。在乡村，他写了一部歌剧《乡村仆师》,这部歌剧在朋友的帮助下得以在宫廷演出，演出大获成功后，国王有意召见卢梭，但他担心自己在国王面前举止不当，闹出笑话，也担心领受了国王的馈赠以后，会有损自己的自由，因此，他又逃走了。1753年，第戎学院又以《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为题举行征文比赛。卢梭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因为它也正是卢梭想要探讨的问题，于是他又一次决定应征。这次应征虽然没有获奖，但他为此所作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后来成为卢梭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就其思想的深度和影响来说，远远超过了第一篇论文，标志着卢梭思想的初步成熟。论文剖析了人类历史文明的过程，从经济和政治上挖掘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雄辩地证明了文明社会的贫困、奴役和全部罪恶，都是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所以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并且明确地指出，用暴力推翻罪恶的封建专制政权是合理的。这样的理论，具有撼动封建统治根基的巨大力量。正是这些论述，为行将到来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卢梭也正是靠他这些出色的理论而奠定了他作为当时最激进的启蒙思想家的地位。
卢梭写好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就寄给了第戎学院。此文虽为应征而写，但他从政治的角度料定这样的文章是很难得奖的，能够出这样一个题目已经很不简单了。1755年，《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在荷兰出版后，这个构成了卢梭整个思想理论体系的核心和全部世界观的基础的名著,一下子震动了整个欧洲，其影响远远超过第一篇获奖征文，而他的论敌因此也就更多了。不过，在当时，这些并不能掩盖卢梭的辉煌，卢梭也因此赢来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