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便不难理解，何以欧战前后随着反省现代性思潮之东渐，人生观问题也成了国人讨论的热点问题。1913年章锡琛译《新唯心论》，文中说“我欲以新唯心论之人生观为基础，而创造新日本”，就提到了“新唯心论之人生观”的问题。欧战后，此一问题愈益为时人所关注。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强调，柏格森学说的风行，说明欧洲“多数人的人生观因刺激而生变化”。而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的副标题，就叫“中国圣哲之人生观及其政治哲学”。蔡元培也说，欧战后，西人“对于旧日机械论的世界观”、“崇拜势力的生活观”，均深感不满，欲“求一较为美善的世界观、人生观，尚不可得”，故希望求助于东方。[22]1920年余家菊译倭铿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一书出版，中华书局的广告说：“人生问题为年来思想界最热心探讨想求一适当解决的问题。”[23]梁漱溟始终在强调“合理的人生态度”，更是人所共知。但真正令人生观问题引起广泛关注，甚至引发了一场著名的论争，却又非张君劢莫属。人所共知，他在清华引起后来争论的那场讲演的题目，就叫作《人生观》。他说：“思潮之变迁，即人生观之变迁也。中国今日，正其时矣。”[24]此君不愧是柏格森与倭铿的真传弟子，是言极具尖锐性，不仅点明了欧洲现代思潮变动的实质，而且明确强调了反省现代性在中国的现实性意义。不论其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如何被胡适认为偏离了主题，它无疑都令战后的中国思想界深深地打上了反省现代性的时代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