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戊戌维新以降，追求西学、批判中学渐成潮流，至新文化运动而登峰造极；与此相应，以“旧文化”与“新文化”、“古代的文明”与“近世的文明”，即从进化论的角度，判分中西文化为后进与先进的文化，也浸成固然。但是，欧战后，以“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判分中西文化，以为优劣长短互见，却异军突起，变得十分流行。[2]早在1913年钱智修即指出：“近年以来欧美各国，咸感物质文明之流梏，而亟思救正。”[3]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更径称，欧人正“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4]将“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并提对举，张君劢讲得最完整：“自孔孟以至宋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5]迨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风行天下，此种判分更成了新潮。胡适对此十分反感，斥之为“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强调它隆中抑西，典型地反映了“东方民族的夸大狂”和旧势力的猖獗。[6]瞿秋白也以为，这是欧战“重新引动了中国人的傲慢心”。[7]长期以来，学界许多论者也往往据此认定梁启超诸人的思想，从主张学习西方向固守传统后退。但是，实际上，这是失之简单化的一种误读。除了像释太虚这样极个别者外，[8]时人所谓西方文明为物质文明，乃特指西方近代文明；同时并不否定西方有自己的精神文明，只是强调近代西方文明趋重物质，失之一偏。例如，杜亚泉说：19世纪后半期，西方“物质科学日益昌明”，唯物论遂代唯心论而兴，“物质主义之潮流，乃弥漫于全欧，而浸润于世界矣”。[9]陈嘉异也说：“迄于十九世纪末之欧洲，自然科学日兴，唯物论日盛，遂成为过重物质文明之时代。”[10]不过，从总体看，张君劢表述得最清楚。他指出：世界上既没有不衣不食不住的民族，则其文化自然不能少了物质的成分；反之亦然，谁无宗教、美术、学问？故既称文化就不可能没有精神的成分。但是，尽管如此，就其成分之多少，则有畸轻畸重之分。“吾人所以名西洋三百年来之文明为物质文明者，其故有四”：思想上相信机械主义，并以此解释人生；“学术上多有形制作”；“全国之心思才力尽集于工商”；“国家以拓地致富为惟一政策”，[11]不惜以军事为后盾。足见，时人目西方文明为物质文明，并非简单贬抑西方文化，虽意含讥讽，却体现了反省的理念，而与传统的抵拒西学，不可同日而语。如上所述，鲁迅的《文化偏至论》就认为欧洲19世纪的文化趋重于物质文明，有失“伪与偏”；新文化运动年轻的主将罗家伦，一度也批评西方社会受物质文明的支配过了度，结果引发了这场欧战，都同样说明了这一点：“物质本来是供人生利用的，但是十九世纪的时候，（西方）物质的科学极端的发达，而政治社会的科学的发展反不及他；于是人生受物质文明的支配过了度，几乎变成机械一般。这次大战，也未始不是极端物质文明的结果。”[12]与此相应，时人目东方文明为精神文明，也并非简单固守传统文化，虽意存自得，却体现了反省后的自信，而与传统的虚骄，同样不可等量齐观。所以，梁漱溟对胡适所谓“妖言”的指斥，不以为然。他曾不止一次这样说：人们总喜欢说，西洋文明是物质文明，东方文明是精神文明。“这种话自然很浅薄”，因为西洋人在精神生活及社会生活方面所成就的很大，绝不止是物质文明而已，而东方人的精神生活也不见得就都好，也确有不及西洋人的地方。“然则却也没有办法否定大家的意思。因为假使东方文化有成就，其所成就的还是在精神方面，所以大家的观察也未尝不对”。[13]所谓“没有办法否定大家的意见”，“大家的观察也未尝不对”，归根结底，是强调时人此一文化观念的形成，终究是反映了变化了的东西方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