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时，所谓中西文化“调和”，也就是“融合”。这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借助西方文化尤其是它的科学的方法，来重新激活中国的固有文化。张君劢说：“据我看来，中国旧文化腐败已极，应有外来的血清剂来注射它一番”，故西方文化应尽量输入，“如不输入，则中国文化必无活力”。[31]梁启超所谓中国旧有文化犹如富矿，亟待借助西洋科学的方法与机械加以开采，也是一个意思。二是中国文化有自己独特的智慧，可助益西方消解现代性的弊端，从而实现中西文化互补。梁启超曾这样提出问题：中国文化诚然落后了，但它在全人类文化史上还能占一席之地吗？并理直气壮自答道：“曰：能！”因为它的独特智慧正在于人生哲学。[32]对此，张君劢的表述更显透彻，他说，儒家之所谓“不必藏己，不必为己”；老子所谓“为而不有，宰而不制”，正为东方之所长，而为西方之所短。反之，西方的科学方法论，上天入地，穷源竟委，又非东方所能及。二者调和、融汇，实可互补：“东方所谓道德，应置于西方理智光镜之下而检验之，而西方所谓理智，应浴之于东方道德甘露之中而和润之。然则合东西之长，熔于一炉，乃今后新文化必由之途辙，而此新文化之哲学原理，当不外吾所谓德智主义，或曰德性的理智主义。”[33]陈嘉异所谓实现东西文化“菁英”的“相接相契”，与之也是一脉相通的。有趣的是，在众多主张中西文化调和者中，唯有梁启超与陈嘉异各自都提出了此种调和应有的思想进路。梁说：“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34]陈讲得更具体：第一，“以科学方法整理旧籍”，使人了解东方文化的真相；第二，在此基础上，择善而从，“建一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第三，借助译述与团体的宣传，“以为文化之交流”；第四，“以极精锐之别择力，极深刻之吸收力，融合西方文化之精英，使吾人生活上内的生命（精神）与外的生命（物质），为平行之进步，以完成个人与社会最高义的生活”。同时，借东西文化交流，“创造一最高义的世界文化”。[35]二人的构想，详略不同，却都让我们进一步看到了：其时反省现代性者的中西文化调和论，与所谓顽固守旧，渺不相涉，鲜明地表达了融合中西文化并助益于世界的情怀。
值得指出的是，艾恺说得没有错，时人的反省现代性与主张中西文化融合，是先得到了西方有识之士的鼓励与支持，而后才得以进一步发舒的。梁启超在欧洲就得到了包括柏格森老师在内许多西方友人的鼓励，希望他重视保持中国文化优秀传统并助益欧洲，不要重蹈西方覆辙。梁自谓深受感动，并缘此油然生沉甸甸的使命感。倭铿致书张君劢说，西洋近世文明“唯力是尊，至于无所不用其极”，结果弊端百出，故“为中国计，应知西洋文明之前因后果，而后合二者而折衷之”。[36]罗素也持同样的见解：“可以说，我们的文明的显著长处在于科学的方法；中国文明的长处则在于对人生归宿的合理理解。人们一定希望看到两者逐渐结合在一起。”[37]与此同时，胡适诸人的“西化”论，在欧美却受到了批评。贺麟回忆说，时在哈佛留学，曾与几位中国学生拜访英籍名教授即罗素的老师怀特海，后者说：“前些时你们中国出了个年轻人胡适，他反对中国传统的东西，什么都反对，连孔子也反对了。你们可不要像他那样，文化思想是有连续性的，是不可割断的。”贺麟接着评论说：“可以想见在那个时期，胡适的学说在欧美已引起了重视和异议。”[38]由此引出的结论，不应是胡适诸人所说，是战后欧洲某些不负责任学者的言论，重新激起了中国守旧者的傲慢心，而应当是：它反映了“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动摇与东西方文化开始走向了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