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反省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批评理性主义摧毁了传统。柏格森生命哲学强调生命的“冲动”、“意识流转”、“绵延”，突出的也是新旧的嬗递与有机的统一。所以，罗素评论说：柏格森的“纯粹绵延把过去和现在做成一个有机整体，其中存在着相互渗透，存在着无区分的继起”。[23]新旧文化能否调和，曾是新文化运动中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说到底，实际上就是怎样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人所共知，这场争论因章士钊的《新时代之青年》一文而起；但论者多忽略了，章氏是文提出新旧时代延续的观点，其重要的哲学依据，恰是柏格森“动的哲学”：“宇宙最后之真理，乃一动字，自希腊诸贤以至今之柏格森，多所发明。柏格森尤为当世大家，可惜吾国无人介绍其学说。总之时代相续，状如犬牙，不为栉比，两时代相距，其中心如两石投水，成连线波，非同任何两圆边线，各不相触。”[24]所以，我们看到，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派，除李大钊外，多认新旧水火不相容，反对中西文化调和，主张以“西化”取代中国固有文化：“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文化也如是。……二者根本相违，绝无调和折衷之余地。”[25]胡适所谓“西化”就是“科学化”、“民主化”，即是这个意思。也因是之故，陈独秀斥“中西文化调和”论为“不祥的论调”，[26]常乃惪也强调“实在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27]与此相反，反省现代性者则多主张新旧、中西文化调和。张东荪虽在哲学层面上不赞成章的新旧“移行”说，但“很承认调和”。[28]所以他明确表示：“一方面输入西方文化，同时他方面必须恢复固有的文化。我认为这二方面不但不相冲突，并且是相辅佐的。”[29]受自己的“路向”说制约，梁漱溟表面上不赞成中西文化调和的主张，但他既强调“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30]说到底，也仍然是主张中西文化调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