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张君劢虽提出了上述重要的见解，却未能进一步作有力的论证。但是，“一叶知秋”。重要在于，张君劢道出了时人的心声。时人对此一问题的思考已达何种程度，两个有代表性的作品，足见一斑。一是陈嘉异的长文《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19]陈生平待考，但从已发表的几篇文章看，他与章士钊、钱智修诸人相善，通晓英、日文，不仅旧学深厚，且熟悉近代学术的发展。当时的讨论文章多属泛论，因而一般都并无注文，但是文不同，长达3.4万字，注文却占了近2万字，说明这是一篇十分严肃的专论。作者在综合史乘的基础上，强调中国文化有四大“优点”：（1）“为独立的创造的”。因之，晚清以来所谓“中国文化西来”说，纯属子虚乌有，常乃惪等人所谓“东方文明”四字本身不能成立，也大谬不然。（2）“有调和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优越性”。吾国早在远古时代即已实现了宗教与政治的分离，为世界所仅见，故“常能举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熔而为一”。（3）“有调节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之优越性”。戊戌以降，旧制度所以能迅速倒地，归根结底，是说明了中国的民族精神具有应乎时代精神和“开拓未来世界的活力”。（4）“有由国家主义而达世界主义之优越性”。中国文化富有大同理想，超越国家主义而具有世界精神。这些见解，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不乏其合理性。陈嘉异开宗明义即声言：本文所谓“东方文化”非指“国故”，实含有“中国民族之精神”、“中国民族再兴之新生命”的意蕴。所谓“吾人之大任”，是对中国民族而言，同时也是对世界人类而言，故其目的不在存古，而在存中国和助益人类。不难看出，他所强调的“吾人之大任”即国人的文化使命，就在于弘扬民族精神和发展中国民族的新文化。二是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书风行，但也引起了包括张君劢、张东荪等在内许多人的批评，主要是以为，“三种路向”说虽整齐好玩，却不免师心自用；在中国文化尚且自顾不暇的情况下，侈谈未来世界文化的“东方化”与“中国文化之复兴，”也不免自我拔高，恭维过度了，等等。这些批评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人们忽略了重要一点：这是国人从哲学层面上宏观考察世界文化发展的第一部大书，它提出的“三种文化路向”说，具有世界文化模式论的意义。欧战后，在东西方同时出现了风靡一时、讨论世界文化的两本大书：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与梁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根本动摇。张君劢曾谈道：《西方的没落》一书的流行，虽不足以判定欧洲整个文明的得失，“然自斯氏书之流行，可知其书必与时代心理暗合，而影响于世道人心非浅”。[20]但是，他却忘了，对梁的著作同样也应作如是观。梁著容有不足，但他提出“东方化”与“中国文化之复兴”的构想，目光锐利，思想深邃，不仅更加鲜明地表达了“对西方求解放”的时代取向，同时也为时人业已提出的要求民族自决、发展中国民族新文化的思想主张，提供了硕大的理论基石。蔡元培高度重视梁的著作，以为“梁氏所提出的，确是现今哲学界最重大的问题”，[21]并将这段话作为自己长文《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的结语。当时一位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则认为梁的著作的风行，是中国人文化自觉的重要表征。他说：这部著作意味着“中国人在与西方文明的接触中进入了反思的阶段。……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对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以及自己国家的文明进行批判和科学研究，以希望能在将来为他们自己建立一非常好的文明形式”。[22]足见梁书的风行，同样是反映了时代的心理，于世道人心影响非浅。
其三，在实践层面上，主张中西文化融合，并助益于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