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在目标层面上，提出“今后新文化之方针”：走民族自决的道路，发展中国民族的新文化。
陈、胡主流派因存在明显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其所主张的“新文化”，实际上是被等同于西化。梁漱溟批评说，“有人以五四而来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这新运动只是西洋化在中国的兴起，怎能算得中国的文艺复兴？”[13]其实，胡适也不否定这一点，他始终强调“西化”就是“科学化”、“民主化”。[14]更不必说常乃惪径称“东方文明”四个字甚至都不能成立，[15]其主张“全盘西化”的倾向愈加明显。梁启超诸人反省现代性，并不影响他们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甚至对陈、胡主流派的功绩深表敬意；[16]但是，他们对于上述的西化倾向不愿苟同，明确提出“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当在突出文化的民族自决，并确立发展中国民族新文化的远大目标。
在他们看来，陈、胡主流派显然于欧战后现代思潮的绝大变动，无所容心，而固守戊戌以来的定势思维，唯西方是效，这已落伍。梁启超说，那些老辈人故步自封，说西学是中国所固有，诚然可笑；但“沉醉西风”者，把中国文化说得一钱不值，似乎中国从来就是个野蛮的部族，岂不更可笑吗？他强调，欧战后“民族自决”四字所代表的民族主义，“越发光焰万丈”，正无可阻挡地在欧洲以外的世界兴起。讲“中国人之自觉”，就是要实现中国民族自决，这不光体现在政治上，同时还应当体现在文化上。他说，要国家做什么？要国家就是为了能够“把国家以内一群人的文化力聚拢起来，继续起来，增长起来”，然后去为世界作贡献。与“民族自决”的观念相联系，提升国家“文化力”的提法，已经包含着发展中国民族新文化的思想。不过，真正精彩的概括，还当归功于年轻的张君劢。他归国前为留法学生讲演，就已明确提出了“吾国思想界之独立”的问题。他指出，欧洲正面临着深刻的思想文化危机，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之风行，足以说明了这一点。欧人既彷徨无主，习惯于一味效法西方的中国思想界，岂能不改弦更张，自谋独立发展？“则吾国今后文化，更少依傍，舍行独立外，尚有何法乎？”“总之，今日之急务，在求思想界之独立。独立以后，则自知其责任所在，或继续西方之科学方法而进取耶？或另求其他方法以自效于人类耶？凡此者，一一自为决定，庶不至以他人之成败，定自己之进退，而我之文化乃为有源。盖文化者特殊的独立的，非依样葫芦的。此言新文化最不可不注意之一点焉”。[17]因欧人自顾不暇，故吾人当谋自立，所言不差，却不免消极。次年初，张君劢归国再度讲演，持论有了很大的变化。前面的讲演题目为《学术方法上之管见》，尚着眼于思想方法问题；而后者则为《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径直提出了中国新文化发展的“方针”与“趋向”问题，自觉干涉现实的新文化运动发展之旨趣，十分鲜明。他说：“欧洲文化既陷于危机，则中国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应该如何呢？默守旧文化呢？还是将欧洲文化之经过之老文章抄一遍再说呢？此问题吾心中常常想及。”最终，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认为的中国新文化发展应有的“方针”，这就是：走民族自决的道路，发展中国民族的新文化。他说：“吾国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当由我自决，由我民族精神上自行提出要求。若谓西洋人如何，我便如何，此乃傀儡登场，此为沐猴而冠，既无所谓文，更无所谓化。”[18]可以说，其时还没有哪一个人，能像张君劢这样，以如此清晰的语言明确提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必须自我反省，摆脱盲从西方的思维，走中国民族新文化发展自己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