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现代性思潮，在欧洲表现为对理性主义的批判，而在东方，则逻辑地同时复衍生出了“对西方求解放”的内驱力。固然，这有一个逐渐自觉的思想发展过程。杜亚泉早在1916年就提出，国人崇拜西洋文明，无所不至，而于固有文明，几不复置意；但欧战之后，“吾人对于向所羡慕之西洋文明，已不胜怀疑之意见”，“则吾人今后，不可不变其盲从态度，而一审文明真价值之所在”。[9]他对普遍存在的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现象，明确表示了不满，但毕竟还没能从理论层面上提出正确对待西方文化应有的思想解放的原则。1919年初，蓝公武发表《破除锢蔽思想之偶像》，批评国人缺乏破除偶像的自觉：“彼数千年礼数之偶像固足为吾文化进步之梗，即新自西方输入之学说，转瞬亦化为锢蔽思想之桎梏。”[10]他指出自西方输入的学说与传统思想一样，都可能成为国人思想之桎梏，此种识见固然较之杜亚泉又进了一步，但也仍然没有概括出应有的思想解放的原则。这个思想原则，最终是由梁启超首先提出。他在《欧游心影录》中，以一个专节的篇幅，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既讲思想解放，就必须要“彻底”。他指出：“提倡思想解放，自然靠这些可爱的青年，但我也有几句忠告的话：‘既解放便须彻底，不彻底依然不算解放。’就学问而论，总要拿‘不许一毫先入为主的意见束缚自己’这句话做个原则。中国旧思想的束缚固然不受，西洋新思想的束缚也是不受”。“我们须知，拿孔孟程朱的话当金科玉律，说它神圣不可侵犯，固是不该，拿马克思、易卜生的话当做金科玉律，说它神圣不可侵犯，难道又是该的吗？”在这里，梁启超提出了一个“彻底”的思想解放的“原则”：“不许一毫先入为主的意见束缚自己。”这个原则具有普适性，适用于古今中西，所以他主张要鼓励“对于中外古今学说随意发生疑问”，使自己的思想摆脱“古代思想和并时思想的束缚”；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梁启超强调的重点，显然是要打破国人对西方的“盲从”心态。他以为，这是当务之急：“我们又须知，现在我们所谓新思想，在欧洲许多已成陈旧，被人人驳得个水流花落。就算它果然很新，也不能说‘新’便是‘真’呀！”他新归自欧洲，亲身感受到了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所谓已成明日黄花的欧洲“新思想”，无疑是指19世纪盛行的理性主义与“机械的人生观”。梁启超肯定研究西方的思想是对的，特别是它的科学的研究方法，但他强调，“研究只管研究，盲从却不可盲从”。[11]胡适曾写过长文《易卜生主义》，“新思想”更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流行语，梁启超甫归国即郑重揭出上述“彻底”的思想解放的“原则”，并专门点到了“易卜生”与“所谓新思想”，显然是有所指而发的。他将胡适提出的“评判的态度”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思想解放的原则，扩大到了同样适用于西方。《欧游心影录》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下篇“中国人之自觉”。“自觉”，就是一种“解放”。在当时的语境下，梁启超揭出“彻底”的思想解放的原则，其本质就在于：“对西方求解放”。他不反对国人“对中国固有文化求解放”，但主张同时还应当打破盲从西方文化的心态，“对西方求解放”。这是了不起的。追求“思想解放”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原则，但这个原则只是到了梁启超，才有了更全面的表述。长期以来，这一点却被人们忽略了。继梁启超之后，此种原则与观点被逐渐传播开去。例如，张君劢回国后，就努力宣传这一点。他在演讲中说：国人对于固有文化好持批评的态度，“然对于西方文化鲜有以批评的眼光对待之者”。引进西学是必要的，但是，“与批评其得失，应同时并行”。对于中国文化要持评判的态度，“对于西方文化亦然”。[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