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胡主流派主张激烈地批判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功不可没；但也无可讳言，奉西方文化为圭臬，不免盲目崇拜心理。他们强调，要建设西洋式的新国家、新社会，不能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一切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的旧文化，都必须清除，“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7]西方可学，但一切以西方的为“新”，为“标准”，便成了盲目的教条。这实浸成了一种思想范式。1919年底，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将尼采所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确立为一个思想解放的原则。在欧洲，尼采的这句名言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宣言书，而胡适引以概括新思潮的意义，目的却是要彰显其反传统的锋芒。他在文中列举了诸如孔教、旧文学、贞节、旧戏、女子问题等等，以为都是必须加以重新估定价值的许多事例，唯独不涉及西方文化。这就是说，对于西方文化，无须持“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价值”，因为它是标准。说到底，胡适的这个思想解放的原则，只是强调“对中国固有文化求解放”。有趣的是，随后蒋梦麟也发表了《何谓新思想》一文，重申自己先期提出的“新思想是一个态度”的观点，他说：“若那个态度是向那进化方向走的，抱那个态度的人的思想，是新思想；若那个态度是向旧有文化的安乐窝里走的，抱那个态度的人的思想，就是旧思想。”以所谓“态度”“向”哪里走，作为判分一个人新旧思想的标准，蒋梦麟实际上也提出了一个思想解放的原则。不过，他强调自己的观点与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文中所说“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不谋而合”。[8]显然，蒋梦麟强调“态度是向旧有文化的安乐窝里走的”便属旧思想，其思想解放的原则与胡适的主张，同样“不谋而合”，只强调“对中国固有文化求解放”。这不是巧合，说明它成为了陈、胡主流派追求思想解放的基本理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