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恺的观点认为，“反现代化”（“反省现代性”）与“现代化”（“现代性”）一样，“也是一个空前的‘现代’现象”。因为二者都植根于启蒙运动，“就他们关于人类价值或对社会事实的解释而言，他们和启蒙思潮始终维持着一个共同基底，认为全体人类在任何时代其终极目标——在实际上——是一致的”[1]。哈贝马斯也指出：“黑格尔发现，主体性乃现代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黑格尔同时阐明了现代世界的优越性及危机之所在，即这是一个进步与异化精神共存的世界。因此，有关现代的最初探讨，即已包含着对现代性的批判。”[2]这即是说，反省现代性与现代性并生互动，都是在现代社会同一层面上运作的两大现代思潮。据此可知，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等，这些原是坚定的现代性倡导者，转而皈依反省现代性，并不意味着他们离开了现代社会的“基底”或“原则”，即科学与民主。梁启超说，“自由平等两大主义，总算得近代思潮总纲领了”；[3]梁漱溟也强调，科学与民主“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只能为无批评无条件的承认”，“怎样引进这两种精神实在是当今所急的；否则，我们将永此不配谈人格，我们将永此不配谈学术”。[4]反省现代性的本意在消解现代性的弊端，而非为倒脏水连盆中的孩子也倒掉了。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探讨了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肯定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健将。[5]实际上，国人反省现代性同时即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1923年，梁漱溟曾在北京大学作题为《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其中对胡适、陈独秀将自己及张君劢斥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障碍物，作了回应，心胸开阔，意味深长。他说：“照这样说来，然则我是他们的障碍物了！我是障碍他们思想革新运动的了！这我如何当得起？这岂是我愿意的？这令我很难过。我不觉得我反对他们的运动！”“我们都是一伙子！……我总觉得你们所作的都对，都是好极的，你们在努力，我来吆喝助声鼓励你们！因为，你们要领导着大家走的路难道不是我愿领大家走的么？我们意思原来是差不多的。这是我们同的一面。”“我们的确是根本不同。我知道我有我的精神，你们有你们的价值。然而凡成为一派思想的，均有其特殊面目，特殊精神……各人抱各自那一点去发挥，其对于社会的尽力，在最后的成功上还是相同的——正是相需的。我并不要打倒陈仲甫、胡适之而后我才得成功；陈仲甫、胡适之的成功便也是我的成功。所以就不同一面去说，我们还是不相为碍的，而是朋友。”[6]梁漱溟公开说自己与陈、胡的“思想革新运动”目标完全一致，同时也不否定作为“一派思想”，别具个性；但是，他最终仍强调，殊途同归，相辅相成。他的回应是诚恳的，也是合乎实际的。应当说，梁等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但因站立在了反省现代性的思想基点上，其对中西文化的审视，便具备了不同于陈、胡主流派的视野，从而凸显了个性。这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思想层面上，提出了一个新的思想解放的原则：“对西方求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