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性的本质，在于其追求合理性与功利主义的原则，故“实用”、“效率”、“成功”、“进步”等，便构成了其价值取向中的核心要素。新文化运动的崛起，正是步其后尘。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自主”、“进取”、“实利”等五大原则，并声言：“物之不切于实用者，虽金玉圭璋，不如布粟粪土，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诳人之事，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11]高揭的正是现代性的原则。随后他在《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中，专辟一节，标题就叫“效率论”。他强调科学发展提高了效率，故效率高低实成为了现代社会判断善恶的重要标准之一：“此亦效率高低，可判断道德上之善恶之一证也。”[12]1918年底至1919年初，陈独秀与《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之间发生著名的论战，其大纛上高悬的依然是功利主义原则。他毫不隐讳地说：“余固彻头彻尾颂扬功利主义者，原无广狭之见存。盖自最狭以至最广，其间所涵之事相虽殊，而所谓功利主义则一也。”[13]其思想之极端，足见一斑。傅斯年主张人类可以“战胜一切自然界”，以为“人生的真义，就在于力求这个‘更多’，永不把‘更多’当做‘最多’”。其思想与陈独秀一脉相承。[14]胡适虽不似二人极端，但他以追求“是什么”与“为什么”价值取向的不同，作为儒、墨哲学的根本分野，抑儒而隆墨：前者只问动机，不问效果，失之于虚；后者相反，突出了“利”与“用”，符合现代的“应用主义”即“实利主义”。[15]这在梁启超看来，同样不脱西方现代功利主义的窠臼。[16]
事实上，对上述功利主义的反省，正构成了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的一个重要内容。美国著名的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说：“今日西方思想中最有趣之发展，即为对于前二百年来所谓进步思想之形质，渐有怀疑之倾向。”[17]剑桥大学教授J.B.伯里于1920年出版了《进步的观念》一书，探讨“进步”观念的演变过程，集中反映了时人的疑虑。“他进而提出这样的思想：也许恰恰进步的观念本身与血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着一定的关联。”“换言之，进步的观念现在完全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理论及堕落这些旧的概念混为一体。”[18]徐志摩也转述罗素的意见说：“工业主义的一个大目标是‘成功’（success），本质是竞争。竞争所要求的是‘捷效’（efficiency）。成功，竞争，捷效，所合成的心理或人生观，便是造成工业主义，日趋自杀现象，使人道日趋机械化的原因”。“‘累进’（progress）与‘捷效’的信仰是近代西方的大不幸。”[19]而欧战后，被视为东方文化派的杜亚泉批评西方现代文明的所谓进步，实乃虚伪无限制；梁启超强调现代流行的所谓“效率论”十分浅薄，绝对不能解决人生问题；梁漱溟极力批评西方近代文化无非向外追求，处处显出征服自然的威风，显然都应视为欧洲现代思潮变动在中国思想界引起的回应。[20]
在此种情势下，新文化运动的主持者们不可能全然无动于衷。例如，较比更为关注西方生命哲学的蔡元培，就显然认同上述对功利主义的批评。1921年他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中国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讲说：从前的功利论，“近来学者，多不以为然。罗素佩服老子‘为而不有’一语。他的学说，重在减少占有的冲动，扩展创造的冲动，就是与功利论相反的[21]。”就反映了这一点。不过，从总体上看，陈独秀在宗教与情感问题上前后认知的变迁，更具有典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