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主持者们最初无不服膺天演论，奉优胜劣汰为圭臬。1915年陈独秀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曾明确地说，“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格言，昭垂于人类，人类争吁智灵，以人胜天”。人类正是遵循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定律，凭借理性，自造祸福，西方文明的发达就是明证：“而欧罗巴之物力人功，于焉大进。”[5]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观点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在这方面，李大钊与蔡元培的观点最为鲜明：皈依互助论。1919年元旦，李大钊发表《新纪元》一文，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写道：“看呵，从前讲天演进化的，都说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你们应该牺牲弱者的生存幸福，造成你们优胜的地位，你们应该当强者去食人，不要当弱者，当人家的肉。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知道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人类若是想求生存，想享幸福，应该互相友爱，不该仗着强力互相残杀。”在他看来，欧战后人类历史所以显露了新时代的曙光，重要一点，便是人类最终摆脱了“互竞”论的误导，而皈依了“互助”论，从此，“多少个性的屈枉、人生的悲惨、人类的罪恶，都可望像春冰遇着烈日一般，消灭渐净”。[6]新时代定将是一个和平友爱、互助人道的新世界。[7]蔡元培深知主张生物进化者中存在“互竞”论与“互助”论的纷争，但他坚信“今则以后义为优胜”，因为这不仅符合历史事实，“尤惬当于吾人之心理”。所谓“尤惬当于吾人之心理”，就是表达了人们对于弱肉强食的现实强权世界的反抗。所以，在一次讲演中，蔡元培信心百倍地说：欧战的结果业已证明了“互助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此后就望大家照这主义进行，自不愁不进化了”。[8]有趣的是，1915年在陈独秀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发表后不久，有人便致书要求他评说达尔文与克鲁泡特金的不同观点。陈独秀的回答是：其一，二者的著作都是不刊的经典，只有合而观之，才能得进化的真相；其二，竞争与互助乃进化的两轮，达尔文的书中也讲到了互助，只是被人忽略了而已。[9]较之先前强调所谓昭垂人类的“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格言”，他的观点明显修正了，因为他毕竟肯定了只讲竞争是片面的，互助也是进化之一翼。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陈独秀与胡适一样，于“互竞”论、“互助”论的纷争三缄其口；但从1919年底他们与蔡元培、李大钊、周作人、罗家伦等共同发起成立“工读互助团”来看，在他们心目中，“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格言”，显然已经褪色，而人类互助进化的价值取向却是他们乐观其成的了。陈独秀到1920年发表《自杀论》一文，讨论人性善恶，更径将互助视为人性善的本能。他写道：人性“善的方面”，主要包含“创造的冲动”、“利他心”、“互助的本能”、“同情心”等；“恶的方面”，主要包含“占有的冲动”、“利己心”、“掠夺的本能”、“残忍心”等。人类正处在进化过程中，“恶性有减少底可能，善性有发展底倾向”，“恶的方面越减少，善的方面越发达，他的品格越进化到高等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10]所以，我们说，斯时的陈独秀同样皈依了互助论的进化论，应是合乎实际的。
其二，在宗教与情感问题认知上的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