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新文化运动的主持者们在根本的思想取向上，对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并不认同；但是，新文化运动毕竟是发生在欧人反省自身文化和欧洲现代思潮发生了深刻变动的大背景之下，所以，无论自觉与否，事实上，他们不同程度也受其影响，从而使新文化运动也上打了反省现代性的印记。具体说来，其荦荦大者，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从主张“优胜劣汰”的进化论到主张“互助”的进化论。
自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以来，进化论风靡世界，“物竞天择”成了流行语，“于是引用之者，不独以为物象之观察，与进化之一因，而且视为人生的模范，与唯一之真理也”。[1]进化论因之浸成了推进现代性最有力的思想动力之一。但迄19世纪末，西方的一些学者开始提出质疑，以为物种进化不全在互竞，更在于互助。俄国的克鲁泡特金集其大成，于1902年出版了《互助论》一书。缘是，“互助”论也风行一时。《东方杂志》从1919年5月起连载李石曾译克氏的是书，同样引起了国人热烈的反响。在科学的层面上，“互竞”论与“互助”论之是非得失，可不置论；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互助”论在欧战前后风行世界，绝非偶然，它不仅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渴望和平和对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不满；[2]而且事实上也构成了同样兴起于19世纪末的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的一部分，即体现了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对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有生动的描述，其中说：“他们人情世态甜酸苦辣都经过来，事事倒觉得亲切有味，于是就要从这里头找出一个真正的安身立命所在。如今却渐渐被他找着了。”这在哲学方面的代表，是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社会学方面的代表，则有“俄国科尔柏特勤一派的互助说，与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相代兴”，“在思想界一天一天的占势力”。[3]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也指出了这一点：“此外还有一些见解的变迁，也于文化变迁上很有力量的，诸如克鲁泡特金互助论对以前进化论家见解之修正，近来学者关于社会是怎样成功、怎样图存、进步等问题的说明对从来见解之修正。所有这一类见解的变迁，扼要的一句话说，就是看出了人类之‘社会的本能’。”[4]很显然，他们都将“互助”的风行，视为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