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的社会历史观，从“灵、肉”二元论到物质一元论的转变，最能彰显此一思想进路。需要指出的是，欧战前后，国人习惯于将西方近代文化批判性地归结为物质文明（“肉”），而肯定东方的精神文明（“灵”），这恰恰是始于欧洲反省现代性的基本观点。美国学者艾恺认为，亚洲的反省现代性（现代化）所以到欧战后才显出其重要性，原因即在于它实际上是欧洲现代思潮变动的产物。他说：“无可讳言，认为亚洲保有一个独特的精神文明这个观点基本上是一个西方的念头；而这念头则基本上是西方对现代化进行的批评的一部分。”[8]费侠莉也指出：“‘物质的西方’是一个源于西方的欧洲口号，它在世界大战中诞生，甚至由伯特兰·罗素在中国加以重复。欧洲为中国人提供了怀疑的形式，甚至是在欧洲创造那些引起怀疑的条件的时候提供的。”[9]这即是说，以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判分近代中西文化原是西方的观点，时人只是将之加以引申罢了。李大钊1916年在《“第三”》一文中，最早提出了自己“灵肉一致之文明”的概念：“第一文明偏于灵；第二文明偏于肉；吾宁欢迎‘第三’之文明。盖‘第三’之文明，乃灵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也。”[10]在这里，李大钊显然是借重了反省现代性的视角。值得注意的是，随后他转向迎受俄国十月革命，此种视角又合乎逻辑地起了导引的作用。1918年他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提出东西文化调和论，不仅如前所述已取径于反省现代性，而且进一步将“灵肉一致”之“第三文明”说，径直与肯定俄国革命对接。他说：“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11]在他看来，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代表一种人道、互助、博爱的人类新文明的崛起。“五四”后李大钊旗帜鲜明地正式宣告了自己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有趣的是，因初始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尚不到位，他用心良苦，依旧借重了反省现代性的观点，而思“救其偏蔽”。在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李大钊说：许多人所以“深病”马克思主义，端在它抹杀了伦理的观念，“那阶级竞争说尤足以使人头痛”。实则，马克思何尝否认了个人高尚品德的存在？只是认为在立于阶级对立基础之上的社会里，人类互助、博爱的伦理观念及理想，难以实现罢了。马克思将存在阶级对立的社会列入“前史”，相信它将最后终结，随后继起的才是人类真正的历史，即互助的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这是马氏学说中所含的真理”。不过，在这过渡的时代，“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以图铲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这是马氏学说应加救正的地方。”“近来哲学上有一种新理想主义出现，可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蔽。”发现阶级斗争存在的事实，本非马克思的专利，他的贡献在于由此进一步引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的理论，并论证了人类社会将以此为基础，最终实现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不难看出，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还存在误读；但是，尽管如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借重反省现代性的观点为马克思学说“补台”，目的乃在于维护和坚定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所谓“近来哲学上有一种新理想主义出现”，实际上指的就是强调“精神生活”、“创造的冲动”和“互助”在内的反省现代性思潮。所以，李大钊由上引出的结论是：须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12]同年9月，他复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中再次重申了这一主张：“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精神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运动，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使人人都把‘人’的面目拿出来对他的同胞；把那占据的冲动，变为创造的冲动；把那残杀的生活，变为友爱的生活；把那侵夺的习惯，变为同劳的习惯；把那私营的心理，变为公善的心理。这个精神的改造，实在是要与物质的改造一致进行，而在物质的改造开始的时期，更是要紧。因为人类在马克思所谓‘前史’的期间，习染恶性很深，物质的改造虽然成功，人心内部的恶，若铲除净尽，他在新社会新生活里依然还要复萌，这改造的社会组织，终于受他的害，保持不住。”[13]李大钊既信仰唯物史观，但同时复主张灵与肉、精神与物质、互助与阶级竞争的结合，由是足见，反省现代性的视野如何构成了他迈向唯物史观的重要阶梯。到1919年底1920年初，李大钊发表《物质运动与道德运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诸文，开始自觉强调从物质经济的原因解说道德思想的变动，是其思想最终超越“灵肉”、“心物”二元论即反省现代性的视野，臻至物质一元论即成熟的唯物史观更高境界的重要标志。1920年底，李大钊进一步写道：“这些唯心的解释的企图，都一一的失败了……（唯物史观）这种历史的解释方法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14]这时的李大钊无疑已是一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