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著名学者费侠莉（又译傅乐诗）曾生动地描述了欧战后西方现代思潮的变动给国人以驳杂的观感：“中国人从左翼听到说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谴责为剥削”，它不仅造成了社会阶级的对立，而且直接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恃强凌弱和帝国主义与战争。“从资本主义的右翼，他们听到的是对当代工业社会的不满，这表现为对技术的反人道性质的反叛”。“最后，他们看到，技术产生的破坏性武器和人类抑制不住的愚蠢，哺育了世界大战这个可怕的怪物。这一切，在东方和在西方一样，形成了对整个文明的控诉。”[1]不过，费侠莉没有指出：国人虽然看到了西方对自身前途的迷茫和疑虑，几与中国自己的迷茫和疑虑无异；但他们从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中，毕竟综合形成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共识：资本主义制度非人道。时人强调，反对资本制度当是新文化运动的应有之义。蔡晓舟说，新文化运动的大前提是“幸福均沾”四个字，离开了这个大前提，“便是瞎捣乱，便算不了文化运动”。而这个理想社会的主要障碍，就是“资本制度”。[2]愚公则指出，文化运动与劳动运动互为表里，后者“是由现代非人道不平等的资本制度的压迫反动而生的”。“反对资本主义，打破资本制度，谋造理想的社会的运动，便叫做神圣的劳动运动”。[3]在时人看来，与非人道的资本主义相反，社会主义体现公平正义，自然将成为时代发展的新趋势。1919年底，张东荪致书随梁启超游欧的张君劢诸人说：“世界大势已趋于稳健的社会主义，公等于此种情形请特别调查，并搜集书籍，以便归国之用。”[4]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也指出，“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虽然提倡这主义，精神与方法不可混为一谈，但是，“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5]瞿秋白则更进了一步，他说，因欧战“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悠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6]这即是说，在战后西方忙于反省资本主义的时候，在久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径直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却已成为了现实性的人心趋向了。
但是，如梁启超所言，采用社会主义精神是一回事，具体主张以何样的途径与方法实现它，又是另一回事，故国人的思想取向复趋于多元化。蒋梦麟说：“大体而论，知识分子大都循着西方民主途径前进，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受到1917年俄国革命的鼓动而向往马克思主义。”[7]李大钊、陈独秀诸人以俄为师，转向马克思主义，从而异军突起，为新文化运动开辟了新的前进方向，这是学术界人人耳熟能详的事情；不过，遗憾的是，已有的研究，忽略了重要一点：不仅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影响构成了李、陈上述转变重要的思想铺垫，而且接受和超越此种影响，又构成了此种转变鲜明的思想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