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中国与西方，都面临着一个追求思想解放与社会变革的时代，但因时代的落差，当中国效法西方的新文化运动洪波涌起之时，国人却发现西人也正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反省自己的文化。缘是，就中西文化而言，国人面临着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二次理性选择：第一次是要求摆脱“天朝大国”的虚骄心态，选择“师夷长技”即学习西方；这一次则是要求摆脱盲目崇拜西方的心态，选择自主发展，以实现民族的真正觉醒。新文化运动与反省现代性思潮的视角，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侧面，考察志士仁人的这一心路历程。
欧洲自19世纪末兴起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反省现代性，反对过分理智化造成了机械的人生与人性的异化。其理论与思辨的“理性真理的内核，以非理性和暂时形式存在”，[1]对于西方社会的生活和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英国学者以赛亚·伯林说：“浪漫主义（即非理性主义——引者）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运动，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思想。对我而言，它是发生在西方意识领域里最伟大的一次转折。发生在十九、二十世纪历史进程中的其他转折都不及浪漫主义重要，而且它们都受到浪漫主义深刻的影响。”[2]但是，对于20世纪初刚刚走出中世纪，国衰民穷的中国而言，追求现代性毕竟是第一位的。陈独秀、李大钊都强调指出：由于中国过于落后，故其当务之急在追赶西方“动的文明”，发达本国的物质文化，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的根本取向不适合于中国。得益于清醒的国情判断，陈独秀诸人主持的新文化运动正确地把握了时代的脉博，成为了引导社会前进的时代主流。
但是，也必须看到，新文化运动终究是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下的产物，陈独秀诸人不可能对西方现代思潮的变动和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内在合理性，熟视无睹。如果说，新文化运动初始，陈独秀诸人纷纷借重柏格森、倭铿的学说立论，以彰显自身追求现代性的取向，是表现为某种机智；那么，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展开，他们由主张“优胜劣汰”的进化论，转而主张互助的进化论；由简单否定宗教、贬抑情感，转而重新肯定它们的价值；李大钊、蔡元培等人在中西文化观上与陈独秀、胡适异趋，明确主张中西文化调和；等等，不论自觉与否，实际上新文化运动的主持者们不同程度上都在借鉴和吸纳反省现代性合理的内核，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新文化运动初期明显存在的极端功利主义、绝对化、简单化的非理性倾向。“浪漫主义的结局是自由主义，是宽容，是行为得体以及对于不完美的生活的体谅；是理性的自我理解的一定程度的增强。”[3]曾表示不容他人质疑的陈独秀，居然公开承认包括自己在内，新文化运动存在着不了解生活本源，轻忽人文、宗教和偏向机械人生的“大错”。这是个典型的事例，集中说明了由于借鉴和吸纳了反省现代性的某些合理内核，新文化运动显示了自己宽容和富有人性化的另一面。简单指斥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所以难以成立，归根结底，也正在于此。
考察新文化运动与反省现代性，也有助于使我们对新文化运动后期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获致进一步的深化。西方现代思潮的变动虽然有马克思主义与反省现性非理性主义思潮之异趋，但是，对于批判资本主义而言，却构成了合力。所谓国人受西方现代思潮变动的影响，最初正是缘于此种合力的影响，而后才渐次归于异趋。学界对于李大钊、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通常的提法是：由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向共产主义者。这自然没有错，但有失简单化。因为，看不到西方现代思潮变动对中国的影响和李大钊等人源于反省现代性视野的思想铺垫，上述的概括便难免隔靴搔痒。李大钊由主张“灵肉”二元论到主张物质一元论的唯物史观的转变，说明了这一点；陈独秀从崇拜“近代思潮”到相信“最近最新的思潮”，再到信仰唯物史观的思想转变过程，同样说明了这一点。
在坚持追求现代性的前提下，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对于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借重、吸纳与超越，并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不仅说明新文化运动受西方现代思潮变动的影响，较之学界已有的认识，远为深刻；而且，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国人已开始逐步走上了摆脱盲目崇拜西方的心态、谋求民族独立发展的理性道路。
但也必须指出，由于新文化运动的主持者们，归根结底，志在追求现代性，并不认同反省现代性的根本取向，故其对于后者的理解与吸纳，不仅因人因事不同，而且从总体上看，也不如梁启超、梁漱溟诸人来得系统和深刻。[4]这只需看看在“科玄之争”中，陈独秀、胡适诸人仍不脱“科学万能”论的窠臼，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也因是之故，陈独秀、胡适诸人终未能正视欧战深刻暴露的西方文明的弱点，摆脱隆西抑中的误区。无论人们对梁启超等人加以何样的标签，“东方文化派”抑或“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由于站立在了反省现代性的思想支点上，便有了自己的历史地位；与此同时，他们也因未能有力把握中国当务之急毕竟在于追求现代性的具体国情，终究无法与新文化运动主持者们同居主流的地位。然而，二者相反相成，愈益彰显了辩证法：历史的发展是多样性的统一。
[1] ［意］克罗齐：《十九世纪欧洲史》，田时纲译，3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 ［英］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9～10页，北京，译林出版社，2008。
[3] ［英］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145页。
[4] 参阅拙文：《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载《历史研究》，200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