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自梁启超归国后，短短二三年内，反省现代性思潮在国人中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业已形成了不小的热潮。其时，在各种重要的刊物上，评介柏格森诸人学说的文章，随处可见。1922年张东荪翻译的柏格森重要著作《创化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柏氏重要著作在中国最早问世的译本。同年，《民铎》杂志推出“柏格森号”，发表了包括蔡元培、梁漱溟、张东荪等作者的共11篇文章。茅盾在《民国日报·觉悟》上有专文推荐，他说，专号出版先有预告，故许多读者“都已望眼欲穿了”。[26]借助译作和这个专号，柏格森生命哲学已经相当全面地展现在了中国广大读者的面前了。与此相应，“直觉”、“创造进化”、“生命冲动”、“意志自由”、“精神生活”等，生命哲学的许多术语都成了时髦的用语，甚至连章太炎这样的国学大师，也都在讲“柏格森之学与唯识家所说相合。”[27]而对一些人来说，若有机会赴欧与二氏见面，自然更是一种荣幸。张君劢说：“宰平之来欧，其见面第一语曰：此来大事，则见柏格森、倭伊铿两人而已。当其初抵巴黎，吾为之投书柏氏，久不得复，宰平惘惘然若失，若甚恐不遂所愿者。”[28]蔡元培、林宰平赴欧，都千方百计谋与柏、倭二氏见面，以能听其讲学为荣。[29]他们以共讲社名义邀二氏来华讲学既不可得，便接受倭氏的推荐，转邀杜里舒（HansDriesch）。后者与其时先后来华讲学的杜威、罗素、泰戈尔诸人，相映成趣，同样风行一时。与此同时，以二氏学说为重要立论基础的梁漱溟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也正值洛阳纸贵。梁在书中说：“（西方）这时唯一的救星便是生命派的哲学”，“而这派的方法便是直觉。现在的世界直觉将代理智而兴，其转捩即在这派的哲学”。[30]这些因素相辅相成，无疑都进一步扩大了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影响。丁文江曾仿顾炎武的语气说：“今之君子，欲速成以名于世，语之以科学，则不愿学；语之以柏格森、杜里舒之玄学，则欣然矣。以其袭而取之易也。”[31]这种情绪化的批评，也正反映了人们对于柏格森学说趋之若鹜。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何以严既澄能这样斩钉截铁地说：“现在世界的思想，最显著的转捩，就是从主知转向主情志。”[32]而菊农更进而断言：反省现代性的非理性主义，已成为西方的“现代精神”，在哲学方面柏格森正是现代精神的代表。“时代精神真是势力伟大呵！科学万能之潮流还不曾退去，形而上学依然又昂首天外，恢复原有的疆域了。”[33]至于1923年的“科玄之争”，自然更应当视为此一思潮在中国激起的强烈反响了。[34]
[1] 鲁迅：《文化偏至论》，见《鲁迅全集》，第1卷，5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 坚瓠：《本志的二十周年纪念》，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1924-01-10。
[3] 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54、55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4] 杜亚泉：《论社会变动之趋势与吾人处世之方针》，见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289页。
[5] 民质：《倭铿人生学大意》，载《东方杂志》，第13卷第1号，1916-01-10。
[6] 行严：《欧洲最近思潮与吾人之觉悟》，载《东方杂志》，第14卷第12号，1917-12-15。
[7] 陈独秀以为，中西国情不同，中国科学及物质文明过于落后，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不适合于中国。笔者对此拟另文论列。
[8] 陈独秀：《敬告青年》，见《独秀文存》，5、8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9] 李大钊：《厌世心与自觉心》，载《甲寅》，第1卷第8号，1915-0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