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张君劢是另一个有力的推动者。他先随梁启超游欧，后即分别师从柏格森、倭铿问学，被蔡元培认为是介绍二人学说最合适的人选。[24]1921年底，他还在巴黎时，就已在中国留学生中，先作了一场有关欧洲思想危机的讲演。甫归国，随即又在上海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举行了题为《欧洲文化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的演讲，从“思想上之变动”、“社会组织之动摇”、“欧战之结果”三个方面，详细而清晰地论述了欧洲现代思潮变动和反省现代性思潮兴起之历史机缘。他强调说：“我以为欧洲文化上之危机为世界之大事，而吾国人所不可不注意者也。”“现在之欧洲人，在思想上，在现实之社会上，政治上，人人不满于现状，而求所以改革之，则其总心理也。”而柏格森、倭铿所代表的“一名变之哲学”，“最反对理智主义”，“两家之言，正代表今日社会心理，故为一般人所欢迎”。[25]这是其时第一位哲学专门家，以亲身体验评说欧洲现代思潮变动的一场著名的演讲；也是其时介绍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最为系统与富有学理性的演讲。讲演稿随即在《东方杂志》发表，其影响广泛，可想而知。张君劢以宣传柏格森、倭铿哲学为己任。1921年8月《改造》第3卷第12期刊有他及林宰平与柏格森谈话录：《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谈话录》。1923年他在清华作《人生观》的演讲，引发了一场著名的“科玄之争”，是人所共知的。所以胡适指责他为梁启超推波助澜，也理所固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