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底，梁启超启程游欧，绝非一时心血**，而是深思熟思、谋定而后动的一种决策。早在欧战爆发之初，他即敏感到这场战争将深刻影响世界与中国，故提醒国人当关注欧战，不容有“隔岸观火”之想。[15]他不仅很快出版了《欧洲战史论》一书，而且在报刊上开辟《欧战蠡测》专栏，发表专论。欧战甫结束，他即决意西行，希望通过对战后欧洲的实地考察，近距离感受西方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以便为国人的自觉，也为自己今后的道路，寻得一个新的方向。好友张东荪也致书提醒抵欧的梁启超诸人：“公等此行不可仅注视于和会，宜广考察战后之精神上物质上一切变态”[16]，强调的正是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梁启超除了参与和会上的折冲樽俎外，先后游历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德国，与欧洲各界名流进行了广泛接触。需要指出的是，他在出游前通过日本学者的著作，对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尤其是柏格森诸人的学说，已有了相当的了解，抵欧后更执意访求。他与人书说：在巴黎，茶会多谢绝，“惟学者之家有约必到，故识者独多”。而“所见人最得意者有二”，其中一个，就是“新派哲学巨子柏格森”。造访前一天，梁启超、蒋百里、徐振飞三人分头彻夜准备了详细的有关资料。及相见问难，大得主人赞赏，“谓吾侪研究彼之哲学极深”。梁告诉柏格森，友人张东荪译其著作《创化论》将成，对方喜甚，允作序文。所以，梁启超说：“吾辈在欧访客，其最矜持者，莫过于初访柏格森矣。”[17]与此同时，梁启超还执意要见倭铿。张君劢回忆说：在德国，“任公先生忽自想起曰：日本人所著欧洲思想史中，必推柏格森、倭伊铿两人为泰山北斗，我既见法之柏格森，不可不一见德之倭伊铿”。后终如愿，得登门造访。“所谈不外精神生活与新唯心主义之要点。任公先生再三问精神物质二者调和方法”。[18]这些无疑都说明了，梁启超是如何高度重视柏格森、倭铿所代表的学说。梁启超在与人书中还说道：“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吾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惟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19]其耳闻目睹，心得良多。但是，归根结底，他所谓的思想“革命”与“自觉”，乃是指自己考察了欧洲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并最终服膺了反省现代性的思潮。这在1920年初梁启超归国后发表的影响广泛的《欧游心影录》中，有十分清晰的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