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尽管如此，此间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对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尤其是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兴起，其观感如何，却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从总体上看，他们对此有所了解，但因价值取向不同，未予重视。[7]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们借重与杂糅欧洲非理性主义的某些观点，以彰显新文化运动的旨趣。例如，《青年杂志》创刊号上的首篇文章即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倡言科学与民主，显然志在高扬理性，但其立论，却是借重了尼采、柏格森诸人。在“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节目下，他写道：“德国大哲尼采别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在“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节目下，他又写道：“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特以俗见拘牵，谓有二境，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森之创造进化论所以风靡一世也”；在“实利而非虚文的”节目下，他又这样说：“当代大哲，若德意志之倭根，若法兰西之柏格森，虽不以物质文明为美备，咸揭橥生活问题，为立言之的。生活神圣，正以此次战争，血染其鲜明之旗帜。欧人空想虚文之梦，势将觉悟无遗。”[8]李大钊在《厌世与自觉心》一文中，也明确提出要借助柏格森关于自由意志、生命冲动、创造进化的学说，以启迪新时代青年努力奋进的“自觉心”。[9]当然，更具典型性的是，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竟借用尼采的名言来概括新思潮的意义。他说：“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10]尼采、柏格森、倭铿诸人若知道，在中国的语境下，自己的思想竟被借以高扬理性，不知将作何感想了。
当然，归根结底，陈、胡诸人对于反省现代性，是取淡化与贬抑的态度。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中，明显有意贬抑柏格森学说的价值。他强调，柏格森的所谓“直觉”，无非源于经验，这是包括杜威在内许多学者多已言及的事，足见其学说近于“无的放矢”了。胡适刻意将柏格森为代表的“反理智主义”，列为“晚近”的“两个支流”之一。他说：“我也知道‘支流’两个字一定要引起许多人的不平。”[11]丁文江更为之推波助澜，借罗素在北京的牢骚话，贬损柏格森：他的盛名是骗巴黎的时髦妇人得来的。他对于哲学可谓毫无贡献；同行的人都很看不起他。[12]实际上，罗素本人在他的名作《西方哲学史》中，对柏格森有很高的评价：称他是“本世纪最重要的法国哲学家”。他说：“我把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讲得比较详细，因为它是对理性反抗的一个极好的实例，这种反抗始于卢梭，一直在世人的生活和思想里逐渐支配了越来越广大的领域。”[13]英国学者彼得·沃森则在其《20世纪思想史》中强调说：“柏格森很可能是20世纪头10年最被人们理解的思想家，1907年后，他无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思想家。”[14]相较之下，胡适诸人的观点，有失褊狭。
也惟其如此，从严格意义上讲，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真正传入中国并引起国人的广泛关注，实在欧战结束之后，尤其是在1920年初梁启超诸人游欧归来之后。其最重要的表征，是梁启超《欧游心影录》的发表。梁启超、张君劢诸人，是最重要的推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