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年2月，《东方杂志》第9卷第8号首载章锡琛译自日本《万朝报》的文章：《新唯心论》。文章指出：欧洲自法国大革命之后，思潮变动，科学藉煤铁工业而大昌，哲学上唯物论也取唯心论而代之。缘是，“科学的人生观即唯物的人生观”盛行，“一切归因果律”，“人之及我，始终为物质”。虽科学进步，生产发展，但物欲横流，竞争日烈，信仰尽弃，人生日危。“我欲与过去之往古，表厥同情，既非所能；而现实生活，又足以使我绝望”，无怪乎欧洲自杀者日多，且不即于死，也不得不堕落。“呜呼，末世纪之悲惨，固若是哉”！所谓“唯物论”、“唯心论”，实为“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代名词。同时，文章也报道了欧洲生命哲学兴起的消息：“欧坎、俾尔先生，皆创新唯心论”，以与唯物论相颉颃，此乃“新时代之精神也”。是文虽属译作，但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它不仅提供了欧洲现代思潮变动的信息，而且指出了柏格森、倭铿的生命哲学是新思潮的代表。这是民初有助于时人了解欧洲反省现代性信息的第一篇公开的文字。其二，本文作者还抨击了日本仿效“欧洲唯物论”所带来的危害，强调本文的目的是为了“反抗旧时代以迫出新时代”，即“我欲以新唯心论之人生观为基础，而创造新日本”。这对于国人显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7月，本刊第10卷第1号复载有钱智修的《现今两大哲学家学说概略》一文，对柏格森、倭铿的学说作了粗略介绍。同期杜亚泉的长文《精神救国论》（分3期连载），尤其值得重视。这不在于它对欧洲现代思潮变动的论述更加具体，而在于如其文章题目所示，杜亚泉业已尖锐地直接提出反对“物质救国”论，而主张反省现代性了。他说，“新唯心论者，即唤起吾侪精神之福音也”。“吾国人诚能推阐新唯心论之妙义，实行新唯心论之训示，则物质竞争之流毒，当可渐次扫除，文明进化之社会，亦将从此出现矣。”[3]此外，杜亚泉的《现代文明之弱点》、《论社会变动之趋势与吾人处世之方针》诸文，都在反复提醒人们关注“今日欧美社会内文明病之流行”。[4]杜亚泉曾是公认的西方文化的热心倡导者，但以此为转折点，却成为了批评西方文化、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了。
欧战前的上述文章，多是转述日本学者的观点，报道内容较为泛泛，若雾里观花；加之大战未起，许多问题还不尖锐，故有关欧洲现代思潮变动的信息，并未真正引起时人的关注。欧战期间，此类信息有所增加，但因奉西方文化为圭臬的新文化运动如日中天，此种情况也没有大的改变。1916年1月，民质（即章士钊）在《倭铿人生学大意》一文中说：自己十年间先后游英、日，发现两地学人于柏格森、倭铿的学说，皆趋之若鹜，迻译解说，纤悉靡遗。“及返观吾国，黉舍满国，子姓如林，有能知近世哲学为何物者乎？抑且有曾问斯学大师之名如倭铿、柏格森其人者乎？则由前，千无一人，由后百无一人。凡两哲之所著录，迄未见有以国语偶尔达之者焉。士不悦学一至于此，兹良足慨已。”[5]1917年，章士钊在日本中国留学生“神州学会”作题为《欧洲最近思潮与吾人之觉悟》的演讲，又感慨万千：“人言中国贫乏，大抵指民穷财尽而言。愚以为中国第一贫乏，莫如智识”。近十多年来，柏格森与倭铿的学说风靡世界，在日本，甚至中学生也无不知有创造进化精神生活诸名义。“而吾国则顽然无所知。不仅书籍无一本，杂志论文无一篇，即聚会言谈之中，亦绝少听见有人谈及。在上等有知识一部分之中，所谓倭铿，所谓柏格森，其名字曾否吹入耳里，尚为疑问。知识上毫无基础，一至于此！”[6]所言不免绝对，但大致反映了现实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