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仅看到这一点还不够。需要指出的是，“新文化运动”一词是在1919年底才出现的，其真正流行更晚到次年的下半年。[9]所以，虽然“五四”后社会改造的呼声日高，却甚少有人注意到“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或叫“社会改造运动”，两者间的概念区分及其意义。一般人多不经意地将二者混同，故效春说，“新文化运动就是社会改造运动”[10]。戴季陶也断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就是以科学的发达为基础的‘世界的国家与社会的改造运动。”[11]所以，“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不仅发展为社会改造运动，而且最终归趋“以俄为师”的社会主义，首先就表现为以陈独秀代表的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认知层面上的理性追求的过程。名哲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内在联系，其最值得关注的部分，也正在于与这一过程声气相通，不论其自觉与否，实助益了此一趋向。举其大者，主要有三：
其一，在观念层面上，助益人们由原先推动“文化运动”，自觉地转进到推动“社会运动”。这不妨以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为例。
1919年6月，杜威作《美国之民治的发展》长篇讲演。他说，残酷的欧战使自己“深觉得世界上一切非民治的制度的大害。所以如果有人说我替民治主义鼓吹，我是承认的”。他结合美国的历史与现状，强调“民治主义”即民主主义虽然内容复杂，但其基本要素无非有四：“政治的民治主义”、“民权的民治主义”、“社会的民治主义”、“生计的民治主义”。杜威以为，中国人常批评美国人追求金钱主义，是误解。当年欧洲人到新大陆去，不仅是为了自由，同时也是为了“找出新生计”。“他们开辟土地，各人去求理想的生活，这就是美国人理想中带些实行的特色”。“这两个目的——理想的、生计的——合拢在一块，便造成美国人一种特性”。[12]杜威显然是强调，在现代美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生计即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